在公法領域，法院要求行政機關人員做到程序公平。當一個人被剝奪某些權利或利益，他有權以其能夠明白的方式知道原因。
雙重標準
但當同一件事出現在法庭，法官卻可以延遲數月才頒布判決，用累贅、晦澀、長篇及模糊的措辭去表達自己，以致無人能夠理解其邏輯或明白有關結果的理由。當法官跟隨着律師所提出之繁複晦澀論點的引領時，就往往出現如此情况。
QT訴入境處長案
以QT訴入境處長（FACV 1/2018）一案為例，該訴訟始於2014年10月的司法覆核申請，挑戰入境處長拒絕向申請人發出受養人簽證的決定。高等法院於2015年5月作一審審理，法官花了10個月才頒布判決，駁回申請；其後進入上訴，原訟法官的裁決被推翻。入境處長（處長）將案件提呈到終審法院，但再次敗訴。2018年7月，終院頒布對申請人有利的最終判決。
整個訴訟程序產生了71頁文字，剖析和仔細討論了多宗海外案件，尤其是位於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並分析了律師的曲折論辯，一般讀者難以消化。然而，可以看到一條簡單明瞭的邏輯主線貫穿了訴訟程序，導致兩個上訴法院透過繁複程序得出相同結果。倘弄明白這條主線，並撇開律師的曲折論辯，其過程就可以變得簡短、公平及透明，其結果也將是一般公民都能夠輕易理解的。
此案的事實沒有爭議。QT是英國公民，於2004年她認識了擁有英籍的南非女士SS。她們建立了關係，並一同組建了家庭。2011年5月，她們根據英國的《2004年民事伴侶法案》於當地締結同性民事伴侶關係。這賦予她們跟異性已婚伴侶類似的權利和義務。
SS受聘在香港工作，並獲發工作簽證，使她有權在港居住和工作。SS和QT於2011年9月一起抵埗，後者持旅遊簽證。她們在港一同建立了家庭，過着同性伴侶的生活。時光流逝，QT的旅遊簽證按要求續期。但如此的安排並不穩定，加上，無論她居港多久，旅遊簽證時期都不會被計入最終取得永久居民身分的要求。
根據入境處制定之保證人政策（sponsorship policy）所發出的受養人簽證，會是解決QT問題的方法嗎？
保證人政策
如入境處裏主管簽證管制（政策）科的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所解釋，保證人政策是「為了確保香港可繼續吸引有合適才能和技能的人來港，透過向他們提供可攜同其受養人來港一同居住的選項」。這就是政策目的。
根據該政策，如果一個人是（i）保證人的配偶，或（ii）其18歲以下未婚及受養的子女，可申請受養人簽證。
入境處表示如符合下列條件，有關的簽證申請可獲考慮批准：「（a）申請人與保證人能提供合理的關係證明；（b）申請人沒有任何已知的不良紀錄；及（c）保證人能夠把受養人在港的生活條件維持在基本水平以上，並為他／她提供適當的居所。」
QT和SS符合該3項要求，這一點沒有爭議。
QT的申請與入境處長權力
2014年1月，QT以SS作為其保證人，申請受養人簽證；隨後QT的律師與入境處通信聯繫。最終她的申請被拒，理由是她並非「配偶」，因此不符合該政策下的資格。
根據《入境條例》，處長就入境及在港逗留事宜有廣泛權力。惟這種權力不是沒有界限的。
如終院所說（判辭段20），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廣泛的法定權力應被詮釋為附有隱含的限制，即只可為賦予該等權力的目的而行使。
政策目的
保證人政策之目的，是吸引有合適才能和技能的海外人士來港工作；連續7年在港通常居住（ordinarily resident）後，不論國籍，都可以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分。
實施該政策時，只要申請人與保證人的關係屬「真誠」，處長就不會調查其關係的質素（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將政策中「配偶」一詞詮釋為僅限於那些締結了基督教婚姻（或其相等的民事關係）的人，是否合理？在海外合法締結的多配偶或潛在多配偶婚姻，又如何呢？將已註冊之民事伴侶關係中的當事人排除在保證人計劃外，可達到什麼目的？
同性婚姻、同性結合等，在許多海外社會得到承認，並受法律規管，如同英國的情况。保證人政策所適用的、具備「合適才能和技能」的人，很可能是藉着在海外工作若干年去獲得此類資歷，而他們在其家庭裏有受養人。
保證人政策允許一名受養人申請受養人申請，不得多於一人。
入境處長的論點
處長就「配偶」的非常狹義解釋辯護，稱是因為「鑑於香港的細小地理面積、龐大人口、大量移民流入等」，由此對「勞工市場、社福系統、住屋、教育和基建」帶來沉重壓力，故有需要實施「嚴格和苛刻的入境管制」。
但這個是循環（circular）的論證。「嚴格和苛刻的入境管制」將保證人計劃限制於一名受養人，這很可能會排除相當多本來會申請在港工作的人。如高院時任首席法官張舉能在其上訴庭判辭所指出（段31），處長之反對是虛幻的（illusory）：「該配偶是同性抑或異性，是無關緊要的。」因此他總結：「在所提出之合法目標與所採取的方法之間，根本沒有合理連繫。」
「合理性」與「歧視」
法規賦予行政機關人員的權力，必須合理地行使（exercised rationally）。從普通法角度看，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公平標準；低於該標準，法院就可能會干預。
保證人政策之目的，是吸引具備合適才能和技能的人來港。當達到這個目的——就如SS的情况——然後於其中設置人為障礙，是不合理和適得其反（irrational and counter-productive）。如張官所說，這個障礙與該計劃之目的沒有合理連繫。
應用簡單的普通法原則，在QT訴入境處長一案中的法院，應該不難宣布處長拒向QT發出受養人簽證的決定屬違法；而在沒有其他阻礙下，處長必須授予該簽證。
倘採取如此方法，其過程就會變得透明（transparent），亦容易被大多數人理解。不幸地，法庭在律師的引領下，走了一條變形曲折的路徑。
歧視有多種形式，輪廓模糊；其發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關環境。普通法從來沒有發展出規管「歧視」的原則；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法規的產物（the creature of statute）。在香港，《性別歧視條例》是殖民政府最後制定的法例之一。
在兩個上訴法院裏，焦點在於QT之代表所提出的第一個挑戰理據上，如下：
「首先，該決定在公法意義上並不合理，因為它基於性取向去歧視她，而這是沒有正當理由的。」
可以看出，此句第一個部分聚焦於上述的普通法原則；單獨來看，這已足以令法庭有權撤銷處長拒絕QT的受養人簽證申請的決定。
這個挑戰理據的第二個部分（斜體字部分），將焦點完全轉移，進入了一個最麻煩的領域，涉及大量引用海外判例法和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判決。潘兆初法官的判辭裏，他將一整個章節給予該法院的多宗訴訟，標題為「D4 其他斯特拉斯堡案例」。
至於終院，在標題為「B2 歧視的性質」之部分，讀者可了解到有3類歧視，每一類都有海外案例說明。然後於判辭第30段，人們讀到：
「受國際人權文書的影響，包括本法院在內的各個法院，對於『什麼構成歧視』的態度，有明顯趨同。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學理論，及其與上議院、樞密院及英國最高法院有關《1998年人權法案》和國內反歧視立法之法學理論的互動，在本案有特別的相關性（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 the present case）。」
終院稱「在本案有特別的相關性」。這或許對「有豐富法律學識的人」來說是如此，但對一般人而言肯定不是這樣，他們會完全迷失於其後的11頁判辭裏。
透明度
若一個社會要受法律管治（governed by law），那麼法院肯定有責任給予對一般人來說明白易懂的判辭——尤其是在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領域裏。
於本案，原審法官陷入了混亂（muddle），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律師向他提出了複雜的論點，其判決被上級法庭推翻。難道這些法院不能擔當領導角色嗎？藉實例顯示可以根據眾所周知的普通法原則，以清晰、直接的方式伸張公義？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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