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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由治及興帶來的好處 新一年要有新工夫(文:林緻茵) (09:00)

2023年下半年,社會開始出現低氣壓:有前官員和大企業形容香港經濟是20年甚至30年來最差。因地緣政治關係,外資流入減少;作為香港強大後盾的國家,也面對挑戰。

簡單來說,香港「無水」。政府希望以消費帶動經濟,但當金融業受衝擊,很多專業界別也會受到牽連。人人呻窮,消費意欲自然大減;更糾結的是港人就算消費,也不選擇留港消費,因為「性價比」不夠高。

聖誕期間,大量報道都是關於港人北上消費或外遊。飲食業喊市道差,只做到一輪生意;零售業就說旺丁不旺財;就算是大商場,也不打算花大錢佈置。有網民找來1980年代中環燈飾做對比,相比之下今年聖誕顯得黯然失色。

市民覺得難熬之際,「由治及興」、「香港經濟穩步前進、逐漸向好」、「香港保持多方面優勢」之聲卻不絕於耳。這個景况,令筆者想起一句網絡「潮語」:「咁係因為你悲觀,我睇到由治及興帶嚟嘅好處。」

2023上下半年的心態轉變

今年聖誕,筆者留港消費,數次朋友聚會都談到香港前景。席間有不少朋友看淡,更拋下一句:「趁香港仍有錢搵,搵多幾年錢就走。」說這些話的人,都有幾個特點:他們對政治制度的變化,並非最抗拒的一群(最抗拒的人,相信早已離開香港);他們有專業背景,繼續支撐着現有制度;他們最近開始有移民打算,但具體的計劃會延後兩三年才實行;他們有的正在考慮移民到哪個地方,有的正在儲錢,而在這段「儲錢走人」的時間,消費意欲自然減少。

他們當下的心態,與2023年上半年的心態,有本質上的分別:在較早時間,他們傾向留港,萬一有什麼變卦才考慮離開;惟到了下半年,他們傾向離開,假如香港環境變好,他們才會考慮留下來。筆者相信,社會上有一部分人都抱有這種想法,這也代表爭取他們留下來的門檻,將會提高。

是政府太樂觀,還是市民太悲觀?

為何這種「儲錢走人」的情緒,會在2023年下半年逐漸浮現?除了因為香港疫後復蘇的速度未似預期,也因為新政府上任已有一年多,市民漸漸期望看到政策的成效。一些未有因為政治制度轉變而離開的人,當下卻覺得香港正在向下行,看不到希望。當一個地方的人對這個地方失去信心,自然不會把資源投放在此,也不會願意創新,總之「搵夠就走」。

官方的論述,為何會與市民的切身感受差這麼遠?為何有一部分人久久都未能被說服,看不到官員所看到的「由治及興」?

這種落差的背後,有幾個可能的情况。

第一,是市民悲觀,官員很清楚政策是有成效的,只是市民看不到。不過在未來日子,官員要說服市民的難度已經提高。

以飲食業為例,聖誕過後,有商戶期望除夕生意會轉好,因港人不會短時間內再次外遊;不過又有業界代表提醒:「我們都不是在意這幾天的生意,就算除夕多了人留港又如何?問題是業界的定位要變。」所以,官員跟商戶說每周末有20多萬人次到內地,實際只佔本港人口約3%,對商戶而言相信沒有太大說服力。

港人一向喜歡外遊,過去從來都沒有人會怪太多人外遊拖累經濟;但當刻的香港卻沒有足夠旅客和expat(僑民)充撐場面,填補大量本地人外遊所流失的消費。出入境數字、「夜繽紛」的參與人數等,不會改變市民看到「吉舖」數目愈來愈多、食肆接連倒閉時產生的實際感受。既然今屆政府重視公關,那便需要拿出更有說服力的理據,而不是純粹的數字。

第二,官員他們對政策成效有信心,不過政策要待一年半載才會見效。若情况確實如此,官員就要清楚解釋他們的計劃,包括政策能夠發揮效用的條件和方法,讓市民願意等待。

2024年  說服公眾的門檻只會更高

第三,假如市民的觀感是正確的、香港持續面對的挑戰確實是嚴峻的,官員就應調整回應方法,讓市民覺得官、民正共同應對挑戰。

以2023年下半年的重頭戲「夜繽紛」為例,當初政府未有定下任何KPI(關鍵績效指標),但過了聖誕這一輪傳統消費旺季,相信政府已有足夠數據分析政策成效。雖然廟街夜市舉行半個月錄得逾20萬人次,惟人次只是一個數字,活動是否有效帶動人流以增加商戶收入和周邊消費活動,才是真正的KPI。到了2024年,政府對現行的施政策略,要做最基本的檢討和調整,尤其在公共財政壓力下,錢能不能花在一些只為了讓市民「開心」的措施上?

其次是準確拿揑問題的成因和政策優次。回想2023年,社會上討論得最多的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政策,還是其他旁枝?旅遊業、飲食和零售市道低迷,有議員歸咎香港服務業質素差,建議推行「禮貌運動」;特首隨即表示鼓勵及支持服務業界舉辦禮貌服務、微笑活動,提升香港的專業形象和整體競爭力。一時之間,大眾的討論和注意力就只放在禮貌和微笑上。香港服務業質素有待改善,也許是事實,筆者搭的士時甚至覺得自己比部分司機有禮貌:安全到埗時我會說聲「唔該」,司機卻不一定會說聲「多謝」。

不過,市道差是否因為禮貌差?把問題簡單化,往往就會得出簡單的答案。也許有人會樂觀地說:就算「禮貌運動」解決不了問題,但做了總會有幫助。

是的,總會有幫助;但這是否就能夠帶來可見的轉變?政府資源有限,不可能凡事「上身」。假如公務員為了搞「運動」疲於奔命,那處理大事的時間不免會減少;公眾的注意力也有限,不可能無止境地被動員。面對「下行」狀况,我們須在資源和精力上,講求成本效益。當政府清楚知道自己的優次和理念,自然就不會陷入事事都需要回應的局面。

無論落差是源自上述哪種情况,目前的方法顯然不能處理這種官與民在實際經驗上的鴻溝。而在2024年,市民對施政的耐性,必然比2023年低。接下來,無論是要說服人相信明天會更好,還是說服要走的人留下來,要做的工夫只會更多,門檻亦只會更高,也更考驗官員的智慧。

作者是公共政策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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