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總是容易成為拖延解決當前問題的藉口。例如反歧視、保護未成年人等問題，很多人都說，解決辦法就是教育——但，誰教、如何教、教什麼，甚至會否強制教，這些涉及實質細節的批判性、全面性討論，卻總是付之闕如。
但律政司長林定國（Paul司長）不同。眾所周知，Paul司長一直重視教育。當司長還是大律師公會主席時，在2018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已經表達擔心公眾被不實消息誤導；亦說過要由小學習守法。司長曾親身落場，到香港的大學講解法律，也曾出任內地名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是故，他上任後對落實法治教育超認真，並不令人出奇。我第一個扔給他的討論題目就是：「其實，此刻香港的『普及法治教育』（簡稱普法教育）出現什麼問題？」
Paul司長：「原則上，我覺得普法教育是重要的……法治對香港很重要。自2019後，令我很多反思。很多市民對法治實質了解，未必是想像中深入。這並不理想。無論如何，推進法治教育是任何社會都應該要做，就像ABC、1加1一樣……法治教育督導委員會就是負責法治教育普及化。」
法治就像氧氣
我們都唏噓香港法治在2019年受到重創。Paul司長說：「很多人難以想像當年發生的事，更難以想像為何有人會覺得沒問題。好多以為習以為常的事，其實是脆弱的。」他引用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Simon Chesterman的比喩：「法治就像氧氣。平時你不覺它存在。唯有在它缺席時，你才知它的重要，但已太遲了。」
我問：「相信Paul司長都覺得現在香港學生多有一個迷思：只要我做的是公義，法律就不應懲罰我。那就是有一陣子相當流行的『違法達義』，你亦曾用『羅賓漢』故事來說明『違法達義』不可行。當你出任暫委法官時，曾經在牧師收樓案（HCA 142/2017）的判辭中，指出：公義關乎法庭可以依賴的裁決程序（段31）。在你眼中，公義是否就是符合法律程序呢？」
Paul司長先以中國名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及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公義論」為例，點明「不同社會對公義的定義都不同」，他續說：「客觀事實就係沒有人可以為公義落下一個普世定義。說法律的目的是尋求公義，不會錯到哪裏。但現在不是討論（何謂）『公義』。（法治社會）不可接受的現象是：我認為我根據我公義的定義，來決定是否遵守法律。好簡單，（就是）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可以嗎？討論公義，一定沒問題，社會才有進步。因為有不同意見，我們才需要凝聚共識。『羅賓漢』的例子就係說明：良好動機不是違反法律的理由，亦不是答辯的理由，最多只是求情理由，還要看情况——如果損害大，動機如何良好也不可用來求情。」
我問：「可否簡單點？索性告訴同學，守法、守規矩就是法治的起點？」
Paul司長：「法治不止守法。我明白學生的想法。『我有獨立思想，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嗎？我不是很沒有性格嗎？』守法自覺性十分重要。一定有人犯法，但絕大多數人自動自覺守法，一定係法治社會的基礎。我未見過一個地區，大部分人鍾意守法就守法、不喜歡就不守法，而仍被認為是法治社會的。當然，法律不公道的話，你就坐着沒反應？問題是如何反應。不應用不守法（去表達不滿）。大家可以在合理範圍內表達你的不同意，以理服人，推動法律改變。你覺得不公道，就同人講，爭取支持；得到支持，就可推動（改革）。法律是可以改的，與時並進。年輕人比較喜歡挑戰權威，確立自己獨立思考，期望改革、追求公義，是十分正常；但需要有人告訴他們，刺激他思考，（讓他知道）他的想法未必正確。」
無法不同意Paul司長的觀點。改革不需暴力，改革的前提就是謙遜，就是不斷的反省自我。不論改革目標多理想、多崇高，缺乏社會的支持、了解及衷心落實，任何改革就只會高開低收、浪費資源。我聽過同學抱怨說：即使多努力、目標多正確，其他人就是甘於安穩、忽視弱勢；結果，改革的努力又白費。容我拿性別平權作例子。女男平等，爭取了多少年？現時「玻璃天花」依然存在——超大部分法律學生是女生，終審法院仍未有一女性常任法官。但無可否認，女性地位已比過去改善，例如，我們現在有反歧視法。改變，就是深耕細作，不可操之過急。
普法教育不可能有KPI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0條，教育機構已經是有責任宣教該法律，律政司又推行普法教育；加上國家安全教育日及國家憲法日，彷彿突然間，鋪天蓋地都是法律教育。我於是問Paul司長：會否擔心有反作用，反而令市民（尤其學生）有法律教育疲勞（fatigue）？
Paul司長：「現在是補足過去（法治教育的）不足。這不是錯。我明白學生也有壓力，（所以）要防止消化不良。我不覺得現在有問題，但會留意。這是協調及方式的問題。要吸收這麼多，學生也有壓力。過去沒有教授這些知識，突然之間在課程外，接觸這麼多資訊，又告訴他們這些都重要，還要快吸收，這（做法）當然是對的，但的確是挑戰。」
司長出任高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時，曾於一宗涉及證監會的審判判辭裏建議，證監會加強公眾防詐騙的教育（證監會對DFRF，HCA 2189/2016）。但去年詐騙案數字增加了45%；虛擬資產交易平台JPEX事件更是記憶猶新。金錢欺詐這樣實際貼身的法律知識，大眾經教育後尚且未知防範，現在還要宣講法治思想，更複雜更抽象。今期流行的用詞是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其實，有否一個KPI去量度普法教育的效果？」我問。
Paul司長：「這些沒有一個客觀標準。我的目標是市民大眾知多些，知多點法律制度及法治概念。我們沒辦法為700多萬人設計一份試卷，如何定問題都難。識念一本（法律）書，未必等於會守法。幾多超級犯罪分子熟讀法律。我希望市民會心悅誠服去遵從這套規則。我覺得是要培養自覺性——覺得法治重要、要遵守法律，用合法途徑追求公義；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是重要的。」
應在內地推廣香港普通法教育
近期很多人討論香港法律人才培訓，又建議要教大灣區法律、要教「一帶一路」法律。其實當每個人都說香港法律專業厲害優秀時，又說要發展香港應該繼續成為超級聯繫人時，我問：「我們都有在內地大學教書的經驗。其實有否想過——我也希望你同意——我們是否也應該在內地法學院推廣香港普通法教育？」
Paul司長完全同意：「這是雙向的。我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普通法。一國兩制是好的，但一運作，就（因為）始終兩個制度就有不同……如果完全對對方制度不懂，就好易有誤會。要合作，都不知從何開始合作，『你都不知對方在做什麼？』就要清楚兩種法制（即大陸法系及普通法系）的運作。以釋法為例，內地法律界與香港法律界對何謂解釋法律的原則，就有不同的概念。這不是對錯的問題：有人說這是僭建，有人說要看立法原意。大家都沒錯，大家只是由各自法系的邏輯去思考。所以，（在內地推行香港普通法教育）是有需要的。」
要在內地有效推行香港普通法教育，必不可少是要讓內地同學感受、體會香港的法治氛圍：「我今年嘗試重啟因疫情暫停的內地法律學生到港實習計劃。但十分奇怪，今年願意幫手的律所（律師事務所）比以往少。我了解過，原來為同學申請簽證，過程其實相當繁瑣——同學無薪來港學習觀摩兩星期，律所又要呈財務報表，又要交公司資料。設身處地，我都覺煩。希望司長可以留意一下。」
Paul司長：「這個我希望聽多一點，我會與相關部門適當地溝通。當然他們亦有他們的規則，我也理解。但假如這是一個實際的『痛點』，我非常願意去溝通，看看事情可以如何（運作）暢順點。」
草擬立法 須配合政策
之前，司長在臉書（facebook）上特別講解法律草擬科的工作（2023年9月4日）。Paul司長說：「法律草擬科始終不是常見的工種。相對上，法律學生（對法律草擬）相較認知較少。所以講多點。」（我亦藉此機會說明一下：我的講席教授席以嚴元浩命名；嚴就是香港首位華人法律草擬專員。）
我也說過，法律草擬並非「照抄」外地已有法律（例如民事結合）；Paul司長可否講解一下草擬新法例要考慮哪些基本元素？
Paul司長先反問：「如果隨隨便便，我是領導，我明天就立一條法例，你會有何感覺？」他再細心解釋：「市民必須明白立法過程都相當重要。立法是一個手段，必須配合政策目的。所以通常都是政策局提出政策性的方向。我們之後就要想：在法律層面，如何用法律方式達到政策目的。政策局就是（律政司的）一個客人。可能政策局的目的，法律是有限制的，有各方面考慮，亦有不同途徑。所以，要先與政策局凝聚共識，然後才開始草擬。也不要忘記立法機關也有立法程序（譬如一讀、二讀、Bill Committee(法案委員會)），亦有公眾諮詢過程。各機關有不同憲制角色。立法會亦可以修改草案。所以，市民大眾要明白為何過程要花時間。」
正如Paul司長所言，法律草擬並非市面上大多數律師所能接觸、所能體會，因此會誤以為前車可鑑，工作不會困難。程序花時間不在話下，要參考研究同樣法系的同類型法律，移植至港對文化及其他法律有何影響，時間需要更多。還有一點我想補充：既然是雙語立法，在條文語句結構上，須考慮兩文參照時，其中一種法例的用詞及字句長度和複雜性，例如不可為求英文精準，就令中文語句超級別扭。我們不可但求快見成果，就對法律質素妥協。
結語：教學應相長
在對談中間，Paul司長和我當然有分享對教育的期許。他說：「我成日講教學相長。不知你同不同意？」當然同意。「教學相長」來自《禮記》，意思是：在學習過程中，同學知道不足，因此會反省；老師也會明白自己盲點，便繼續學習。大眾未必知道法治的哲學定義，卻肯定最能直接感受法治的深淺。在推行普法教育過程中，政府可以直接了解巿民對法律、執法的疑惑及反饋，在解釋概念、細節之餘，不斷自我完善——這就是普法教育最美麗的地方。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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