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香港哥爾夫球會會籍的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日前在《明報》撰文（2023年7月13日，〈權貴運動〉），揚言高球不是權貴運動，批評指高球是權貴運動、支持政府收回粉嶺高球場建屋的人，是「從民粹角度煽動仇富情緒、製造內部矛盾」。湯家驊更將這類人與過去以「自由民主」之名挑撥社會內部矛盾、互相仇視的反中亂港分子作類比，指「今天不能排除也有人以貧富差距為藉口，而促使社會分化、階級鬥爭之政治目的」。
好一個「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經常被理解為是由下而上、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發起的鬥爭。但事實是，階級鬥爭是雙向的，可以是由上而下、由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發起的鬥爭。湯家驊為此做了很好的示範。
行會16名非官守成員中，有7人是高球會會員（註1）。作為會員的湯家驊和葉劉淑儀，為維護固化利益，縱然與行會成員身分有嚴重利益衝突，也不惜多次公開反對政府的決定，情况實屬罕見。
高球在港就是權貴運動
自粉嶺高球場引起爭議以來，不少傳媒已對高球會做了非常深入的報道，特別是高球會會籍。高球會會籍可簡單分為個人會籍及公司會籍，當中可轉手的公司會籍每個售價要過千萬元。相信現時會籍的價格沒有大變化。更何况，錢是其次，更重要是申請人的背景：無足夠身家和地位，是不可能成為會員。試問若這不是權貴，誰是權貴？
高球固然不一定是權貴運動。高球本身就是14世紀蘇格蘭牧羊人無聊時的消遣行為，在外地也可以是大眾運動，正如湯家驊提到的美國例子。問題是外地有外地的情况，香港有香港的情况。在香港，高球就是權貴運動，這是不爭的事實。
據報道，2013至2021年粉嶺高球場「非攜同訪客」每年的總使用量只有二至三成（註2）。另有報道指出，公眾雖可預約入場打球，但有很多限制，包括只能預約周一至五非公眾假期時段使用、要滿足「差點」要求，而兩個人打一場高球花費近5000元（註3）。有球會職員更直言，高球場消費非一般小市民可負擔，表明「呢度係好高檔嘅地方，唔係咩人都可以入到去」。湯家驊沒有質疑報道的真確性，卻說報道令人「啼笑皆非」。請問有何可笑？
湯家驊舉馬會為例，指公眾入馬場觀看賽事都要得到馬會同意，更不能隨便進出馬會會所，替高球場的安排辯護。這是混淆視聽，事實上公眾只需付10元入場費就能入馬場觀賽，跟公眾入高球會打球的費用相差一大截。至於馬會會所同樣閒人免進，這只證明了馬會會所同樣屬權貴之地，改變不了高球會是權貴的本質。
政策本身已向權貴傾斜
湯家驊強調「需找到適合平衡點」，更抬出一國兩制來說事，揚言一國兩制是個平衡制度云云。香港走的當然是資本主義制度，但不代表凡事以權貴為主導、以固化利益為優先。問題在於，政府對待高球會的政策已一直相當不「平衡」。
首先，政府實行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以租約形式將官地借予高球會，球會只需交象徵式地租1000元。這是對高球會權貴的優惠。然後，政府委託顧問公司所做《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提出「局部發展方案」及「全面發展方案」。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政府考慮「局部發展方案」，收回粉嶺高球場當中32公頃用地作房屋用途，以紓緩短中期土地嚴重不足問題。這是對高球會權貴的妥協。其後，政府大幅縮減高球場32公頃用地內發展房屋的範圍至約9公頃，其餘建議劃作康樂及自然保育用途。這是對高球會權貴的讓步。
在面對土地、房屋嚴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已再三退讓。現在高球會權貴還想「翻案」，全盤推翻建屋計劃，要求「寸土不讓」。如此極端就是湯家驊口中的「平衡」嗎？
至於湯家驊說「社會不少有心人提出了多個建設同等公屋數目之替代方案」，在目前土地、房屋嚴重不足的情况下，這些建屋方案自然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筆者絕對支持政府對這些方案多研究，可行的全部接納，惟不代表要放棄高球場建屋計劃。
特區政府的巨大政治考驗
近日有關「保持香港的獨特性」的討論，不少論者強調「香港是個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然而高球場風波已展示，不論他們如何替香港戴上「經濟城市」這頂帽子，政治和階級鬥爭還是無處不在。
湯家驊說「特區政府絕不能容許民粹主義、仇富心態不斷蔓延」，當然不無道理，但也不能排除有人以民粹主義、仇富心態為藉口，而維護固有利益、窒礙特區政府「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之政治目的。
習近平主席強調「完善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可以肯定假如政府妥協讓步，放棄高球場建屋計劃，其管治威信將會盡失；到其時無論政府如何說好故事，都難以挽回公眾信心，這是相當嚴重的政治問題。高球會有龐大資源，不斷向政府施壓；面對如此強大壓力，政府能否拿出推銷簡約公屋時展現的魄力、勇氣和理據，抵住壓力堅持計劃？
註1：〈行會梁高美懿鄭慕智 補申報高球會籍〉，2022年8月30日《明報》
註2：〈球場用量近年增 公眾佔比鮮達三成〉，2023年7月5日《明報》
註3：〈大公報記者粉嶺高球場實測 職員：高檔地方 非人人能進〉，2023年6月23日《大公報》
（作者按：本文只代表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團體意見）
作者是香港新範式基金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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