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民主社會的新聞學研究，討論到新聞價值時，很多時候從新聞作為「第四權」的角度出發，重視新聞傳媒監察政府、反映民意，以至影響政策的作用。從這個角度出發，針對政府管治失當、醜聞、政策漏洞等新聞，在公眾以至行業判斷新聞價值時，很容易被看高一線，畢竟政治事務往往連繫較廣泛的經濟、民生影響。相對來說，社區新聞、「小人物」的故事普遍被視為「配菜」，比較屬於副刊類別的新聞。儘管在執行上，各種新聞類型所需的才能各有不同，說不上哪個比較優越。
何謂小人物 乃相對概念
回顧近年香港新聞界，由於採訪環境變化，一些傳媒轉向多了報道社區、小店等人情味故事，還有來自不同領域的尋常人故事，例如老店東主、發掘另類事業的青年人、熱心參與「好人好事」的普通市民等。這種以小人物故事為重心的新聞議程，在一些新成立的網媒尤其明顯。
當然，什麼是「小人物」，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籠統來說，在政經機關身居要職的人，說不上是小人物。由於他們身處的崗位，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和言論，本身就有較大新聞價值。另外，一些本身就很有名氣、很多人注意的人，定義上也不是小人物。換句話說，小人物就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當中會「撞口撞面」碰到的人——他們沒有很高知名度，而他們的崗位、所控制的資源，對大部分人來說都沒有太重要的影響；但由於他們本身是大部分普通人的一部分，他們的故事，有時候亦是普遍讀者的故事。
概念上，關於小人物的新聞，有幾點值得留意。首先，跟政經精英不一樣，小人物故事很需要記者發掘他們的新聞性和公共性。記者需要對當下社會文化有敏銳觸角，在小人物身上提取公眾會有共鳴的部分，敘述出來。
第二，由於小人物都是大家日常生活會碰面，卻互不認識的人，小人物故事可以讓讀者知道自己身處社會的不同面向——原來社會上有一些人懷着其他抱負、過着跟自己不一樣的生活、有不同際遇。這跟政經新聞強調上層的決定、政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截然不同。
第三，小人物故事一般較感性，強調同理心，它們帶讀者進入受訪者的生活，明白他們的人生經歷和際遇，怎樣令他們在某些時刻做某些決定。讀者不需要像分析公共政策那樣，很理性地分析小人物故事主人翁是不是為自己做了最好的決定。
重視微觀個人生活 發掘社會不同面向
換言之，當傳統新聞學強調新聞在建立及培養留意時事、具備批判能力的公民的角色，小人物新聞卻是另一蹊徑：重視微觀的個人、尋常生活、同理心，發掘社會的多樣性。當然，這不是說小人物故事忽略宏觀社會狀况，正好相反，如何扣連小人物與宏觀社會的關係，正是記者處理小人物新聞需要具備的能力。
為進一步了解小人物新聞的社會功能，我和浸會大學袁瑋熙博士在今年初開展問卷調查（樣本數目2171），其中一節問香港市民有幾留意各種類型新聞，包括問他們是否「有經常留意各種關於香港社會『小人物』的新聞」。初步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小人物新聞是最少人留意，只有25.9%受訪者表示「頗多」或「經常」留意。也一如所料，最多人經常留意的是政治新聞，分別有31.1%及31.5%受訪者表示「頗多」或「經常」留意。
然而，為了突出了解小人物新聞的社會功能，我們以迴歸分析，觀察市民對小人物新聞的留意程度，跟內在效能感、集體效能感、社會信任度、政治包容度的關聯，並跟其他新聞類型作比較（註1）。
從附表所見，集體效能感、社會信任度、政治包容度愈高的人，會愈留意小人物新聞。簡單來說，多留意小人物新聞的人，普遍較信任鄰居、自己認識的人和初次見面的人；較不抗拒持不同政見的人公開發表意見；也較相信集體行動可以改變現狀。這裏的「集體行動」不一定是對抗性的，也可以是集體支持某間快要結業的小店、一起支持需要幫助的弱勢等。
有趣的是，集體效能感、社會信任度、政治包容度愈高的人，也會愈留意政策新聞。部分原因可能是，一些關於弱勢群體的小人物新聞，會連繫相關政策討論；又或者社會上很多政策討論，本身就涉及弱勢群體，讀者留意政策新聞時，也會留意到社會不同社群的多樣性，達到留意小人物新聞的效果。
政經動盪 小人物新聞或更能打動人心
回到本文一開始的討論。新聞學經常強調「bad news is good news」，但有時候，新聞價值也視乎具體情况。2011年，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所做的全港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其結果顯示，82.2%受訪者覺得「在社會面對危機的時候，能給人們帶來希望的新聞」是「重要」或「非常重要」；也有70%受訪者覺得「敘述勵志或感人故事的新聞」是「重要」或「非常重要」（註2）。放到當下香港社會，面對動盪的全球政經環境，小人物新聞可能比以前更加能夠打動人心。
註1：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經濟階層、婚姻狀况、有沒有子女、國民身分認同、媒介使用習慣、外部效能感、政治信任度
註2：詳細內容見Dennis K. K. Leung & Francis L. F. Lee. 2015. How Journalists value Positive News: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beliefs, market consideration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Journalism Studies, 16(2), pp.289-304.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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