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日前的報道發現，公共圖書館中部分館藏被下架。根據明報記者所記錄，部分政治類書籍或政治人物的作品，近兩年來紛紛遭到下架命運；記者於2020年底整合了468項館藏資料，發現有195項現時已遭下架——除了「六四」或一些政治評論書籍之外，連金庸評論、口述歷史、愛情小說都遭殃，已故司徒華的個人回憶錄亦不能倖免。近日，甚至有報道說教育官員對學校表示，作家魯迅的著作都不應存在於學校的圖書館。
圖書館面對的時代變遷
公共圖書館近年在硬件上做了不少改善，新圖書館的建築、陳設、氣氛均比以往有所改進，告別死板、硬繃繃、沉悶的舊式設計，為圖書館增添了更多溫度，值得一讚。圖書館面對時代的變遷，要跟眾多平台爭奪讀者，讓市民可以在更舒適的環境讀書借書，當然十分重要；但說到底，圖書館館藏始終是最核心的要素，如果館藏不夠開放多元，也總會令讀者卻步。
關於公共圖書館內館藏下架一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回應就是慣常的「不時檢視及註銷不符合館藏發展的書籍」云云；特首李家超前天則說：「公共圖書館須確保館藏沒有不當內容，審視原則包括館藏有否違反香港法例、有否傳播不符合香港利益的信息。」
公共圖書館館藏下架新聞出現之後，昨天亦有媒體報道學校圖書館館藏不停刪減。該報道指，有學校圖書館主任收到教育局官員提醒，魯迅「鼓勵學生上街，不應在學校的圖書館內」，令人完全摸不着頭腦。如果按此邏輯，《共產黨宣言》、孫中山的著作、建立新中國歷史的書籍等，統統都要下架了？
回說本港公共圖書館近日下架的館藏，再用特首的標準去審視，究竟那些書籍有什麼問題？司徒華的回憶錄、司徒華教育基金出版的傑出師生故事、吳靄儀評論金庸武俠小說的著作、區家麟的遊記、鄺俊宇的愛情小說、政治學者所寫關於香港早年政治和選舉發展的紀錄、社會學者所著的貧窮問題、劉慧卿說自己加入民主黨後的觀察等等，有什麼地方或內容「違反香港法例」、「傳播不符合香港利益的信息」？
反觀內地的圖書館，例如北京首都圖書館的館藏中，不但有魯迅著作，而且還有諷刺獨裁統治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有探討政府權力過分伸張、對社會所有人和行為實施壓抑統治的風險的《一九八四》，甚至有大量龍應台的書籍，市民可以隨意借閱。
審查風氣 屢見不鮮
然而，我們香港的學校圖書館竟然要莫名其妙地將這類書籍下架，教育局是否應該向市民交代一下，究竟要求學校下架這些書籍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沒有要求，只是學校自行決定，那就更值得整個社會反思——為何這些世界名著、出色作家的作品，突然就不能被學生閱讀了？
某程度上，我能想像康文署公務員的心態，被審計、被批評，就採取自保策略，寧緊勿鬆，反正多做了又沒有後果，甚至會得到認可。但是，這種風氣給社會的信息實在非常不利，而且類似的情况已在社會上屢見不鮮——圖書館把書本下架、戲院把電影落畫、博物館把展品下架等等，只要有機會被人批評（即使批評可能是無中生有或穿鑿附會），都先自我審查以免招致麻煩。
這些情况亦會有連鎖反應：康文署把某些書籍下架，其他圖書館、書店或會擔心自身風險而效法。今天這些作家「過敏」要下架，有官員說魯迅都是「鼓勵上街」而不應在學校圖書館出現，明天、後天又會是什麼？
對香港有好處嗎
從歷史經驗可以知道，這些氛圍不會在某一刻自行停止。那種指控這、指控那的風氣，不管有理無理，如果每次都得到政府的正面回應，就更加不會停止。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一直以來資訊自由流通的城市，連那點與政治無關的開放多元文化都要自我審查掉，這樣本身不正正就是向外傳播對香港不利的信息嗎？對政府常說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好處嗎？
目睹和經歷這些現象，不少市民都覺得感慨無力；而一些願意繼續為香港未來、為香港市民努力的人則動輒得咎，也覺得心很累了。這些風氣，對香港真的全無好處，何時才會抑止？
作者是民主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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