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香港實行嚴厲入境政策卻又缺乏隔離設施，令外傭難以來港工作，一度引致鬧得滿城風雨的「外傭荒」。當時一些在港外傭於供不應求的情况下，因較佳待遇而「跳槽」。
或許因為上述情况，早前勞工及福利局建議修訂《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加強對外傭「跳工」的規管，即在合約期內不得經常轉換僱主。據《明報》報道，「除了因僱主外調、移民、逝世或經濟原因而提早終止合約，又或有證據顯示外傭曾受苛待或剝削等特殊原因之外，外傭在兩年合約期內提出在港轉換僱主申請，通常不會獲批，並建議訂明不應以金錢誘因等營商手法誘使在職外傭提早終止合約」。
對此，本人有兩大問題——
（1）疫情已過，社會已大致復常，「外傭荒」問題好像已再無人提起，政府在這節骨眼上推出政策，意義為何？據另一媒體報道，文章劈頭就說「外傭到港後跳工問題嚴重，苦了不少僱主」。該報道無說明跳工對僱主帶來的「苦」，但我想也是離不開市民需再次尋找外傭、浪費市民「培養」外傭所花的心血云云。惟這引發我思考第二個問題。
（2）為何其他港人可以轉工，外傭不可以？政府為何不修例，要求全港市民在履新後兩年內不得因金錢誘因轉換工作，以「保障」僱主呢？
港府外傭政策嚴苛
當然，這又可歸咎於港府一貫對外傭的歧視，即便外傭對港有功也有勞。慈善機構Enrich於2019年研究外傭為港解放的勞動力、照顧家庭服務、消費等，發現外傭為香港經濟整整貢獻了989億元；研究還沒有把因有外傭而節省的公共開支，如託兒護老服務計算在內（註1）。除了經濟價值，他們同時撐起30多萬戶家庭，讓本囿於家庭事務的人（多數為女性）都能投入工作，促進性別平等；也同時擔當不同角色，例如為僱主烹調異國菜式的文化使者、教授孩子英文的老師等（註2）。
但香港政府的外傭政策向來嚴苛，也充滿歧視性。以消費券為例，高薪厚職的「外地專才」可得到半額消費券，法定每月最低工資只有4730元的外傭卻不能分一杯羹。同時，若外傭辭職，他們必須在兩周內覓得新僱主，否則必須被遣返回國，這極短的期限令外傭難以有選擇僱主的權利，也同時降低其議價能力，令很多外傭要忍受僱主剝削，例如休息時間甚至充足的食物。對他們來說，這些基本權利很多時候卻是運氣使然（a matter of luck），而不是政策帶來的保障（註3）。
說好香港故事 靠關懷我城群眾
外傭不是工具，而是如本港300多萬的僱員，我想每當有更好待遇的工作機會出現時，我們都會被其吸引，那外傭為何不能？港府一直說要吸引專才，但從不重視，更處處歧視一直為香港深耕細作、貢獻良多的外傭。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今日就建議修訂案開會討論，還盼議員了解，說好香港故事靠的不是「狗眼看人低」，而是關懷我城不同群眾。
註1：https://bit.ly/3n41NZa
註2：Chan, Y. W. (2021). Food contact zones and kitchen politics: migrant domestic helpers in Hong Kong. Asian Anthropology, 20(1): 47-60.
註3：Tam, D. D. (2018). Derrida's Hospitality and Serres' Parasitism: The Case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179-192. Singapore: Springer.
作者是中大文化研究哲學碩士生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