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出乎很多身體政治研究學者之意料，香港終審法院在「Q訴人事登記處長」（FACV 8/2022）一案中裁定：政府拒絕「未完成整個變性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分證性別違憲。判決首個重點是：為何未完成手術，又可算是跨性別人士呢？易性手術就是一個既長又痛的性別重置過程，很多情况下，易性者因為健康問題不會完成所有手術（判辭段99）。案中的Q（原生女）就沒移除子宮、重整陽具，但因已長期服用荷爾蒙及已清除胸脯，所以在醫學上已獲新性別身分（男；段4、76）。
法庭：身體健康比行政方便重要
既然如此，為什麼政府堅持不許Q改變身分證的性別？政府的理由主要是：（1）完成所有手術才是客觀可靠的標準；及（2）申請人不完成所有手術，有「反悔」、回復原來性別的可能（段63）。
終審法院有以下回應：為了令政策方便及清晰運作而忽略申請人的健康，是多餘及不可取（段65、66）；眾法官亦承認不完成所有手術是會有反悔回歸原生性別的機會，但香港未見例子所以不考慮（段101）。法庭於是裁定，已完成整個手術不是界定是否變性的唯一標準；况且不修改規則，讓未完成整個手術的變性者更改身分證上的性別，會造成日常生活的不便。因此，政府敗訴。
此判決與張舉能法官過去的保守判決（即上訴庭拒絕讓梁鎮罡的海外同性伴侶享受特區政府婚姻福利一案(CACV 126/2017)）不一，故Q的裁決確是眼前一亮。是次裁定亦與另一宗處理「未完成所有手術」的變性犯人被安排囚禁於原生性別監獄的案件不同——Q案願意參考歐洲人權法庭的判決，而歐洲的判決通常視作前衛開放。
法律性別化的困擾
然而，此案亦有局限。判辭開宗明義只是處理身分證上的性別標符，而不是法定性別身分。易言之，容許未完成所有手術的變性者更改身分證上的性別，並不代表她／他們在所有法律論述中使用身分證上「新」的身分。例如，男轉女而未完成所有手術的變性者，仍不可以與原生男於香港合法結婚。
Q案帶來一連串更值得反思的問題。外觀氣質、生殖器官與性別的關係，是否已不再穩固？其實，隨着科技光速發展，性別二元是否應捨棄？所以，法律又是否需要另創一性別，供她／他們選擇？按當下規定，申請變性者須證實患上性別認同障礙；如果變性者遭歧視，那是否性別加殘疾雙重歧視？其實，正如同性愛，性別認同障礙是否一種病，或者只是一種個人選擇？
面對以上一連串問題，各司法地區有不同應對策略：當然有（企圖）降低變性合法年齡（蘇格蘭），也有堅持成年人才可改變自己身體（英國已推翻蘇格蘭的決定）；而澳洲就早於2011年已設立女、男之外的「Gender X」。處理方法不一，卻始終沒有準繩詰問中心命題：為什麼要以性別界定個人主體？
以性別二分為基礎的世界觀，並非自有永有。中國傳統儒家強調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及朋友），着重關係，並非個人性別（泛女男互動非五倫之一，夫妻只是家族關聯的代表）。道家講究陰陽，此陰陽卻非對立，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且不停變化輪換。簡言之，世界（包括法律）並非必須以性別為個人身分標符。英國《衛報》記者McConnell的遭遇是好例子（[2020] EWCA Civ 559）。他是一女轉男的變性人。他曾暫停變性過程、懷孕並生下小孩，之後成為醫理及法律上的男性。
問題來了——政府認為McConnell（現在是男性）於孩子出生證明上只可是「母親」，不能是「父親」。英國最高法院同意，並表明只有母親才可生育，故此McConnell不可以是父親或家長（判辭段35）。這正是硬將人類身體器官與社會角色關聯僵化的結果：為何父親不可當母職？McConnell是否所謂的「真正」男／女人？為什麼政府、法院及McConnell如此執著性別身分與家長／監護人角色的關聯？
科技早已顛覆了性別與社會功能，法律卻不願處理這現象。法律如果不再以性別作為重要依歸（即去性別化），而純關心此人是否稱職的照顧者，事情會否到位一點？
落實理論才困難
我不會簡單以為，於今日法律機器忽然落實中華傳統，便可消除歧視。即使理論可以，脈絡不同，實施亦可以相當困難。譬如，佛家以「眾生平等」為基本法——然，佛陀也曾說接納女眾出家令佛法早衰500年，佛家對女尼、黃門（性特殊男子，如閹人）及二根（雙重性徵者）的處理，就充滿歧視（有關討論可參見楊惠南著作）。
要實現法律去性別化，影響深遠，毫不容易（不止變性規定要改，家庭法也要）。法官當然需智慧有加（Q案就是一例），還要看需要選票的立法會，有否勇氣改變主流性別定型價值觀。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嚴元浩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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