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凍結4年，行會終在本月10日通過於今年5月起，將時薪37.5元上調至40元，最低工資委員會召開記招回應提問。消息一出，社會大眾仍抨擊最低工資水平太低令政策形同虛設。對於被指受惠人數過少，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王沛詩大律師在記招回應稱：「受惠人數少咗，呢個係好事，咁唔通我哋想香港個個攞最低工資？」她形容這是「社會之福，有進步」（註）。
最低工資愈少人受惠係好事？
回顧最低工資實施之初，有18萬僱員受保障，佔勞動人口6.4%。反觀現時領取最低工資的基層員工總數，合計只有1.4萬，佔勞動人口0.3%，受惠人士數目大大倒退。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2022年報告》，當最低工資上調至40元後，推算直接受惠人數只有4.6萬至8.7萬不等，佔勞動人口1.6%至3.1%，可見最低工資受惠僱員比例有下跌趨勢。
「最低工資愈少人受惠愈好」這個說法的前提，是領取最低工資能應付基本生活開支。愈來愈少人受惠於最低工資，並不代表基層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王沛詩所說的「社會之福，有進步」相當諷刺，因為反觀過去10年，在職貧窮人數不減反增。據《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政策介入前的在職貧窮人數，由2011年的68.5萬升至2020年的80.5萬，在職貧窮人數為過去10年來新高，反映領取最低工資人數即使愈來愈少，卻不是因為基層生計得到改善，反而他們的生活愈加困苦。最低工資政策介入失效，只因最低工資水平太低，與現實生活脫節，無法真正減少在職貧窮人口。
更何况，普遍僱主現時難以用最低工資水平招聘到人手，一般基層工種都以高於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作招聘。有負責聘用清潔員的管工向我們研究團隊透露，「𠵱家倒垃圾都唔係用緊最低工資請人啦，公司都起碼出到45蚊一個鐘，（員工）先考慮吓，我哋一直都好缺人」。這些現象亦顯示最低工資已低無可低，其保障效果形同虛設，未能保障打工仔有合理收入，豈能說是「社會之福」？
真正要令在職貧窮者脫貧，需政府與商界通力合作，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及就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推出不同福利政策；同時應逐步取消外判制度，增加基層工人就業機會和待遇，才是真正有效的扶貧之道。
受樂施會委託，嶺南大學於去年10至12月，與60名18至29歲青年受訪者深度訪談，了解他們的工作處境、勞動條件和生活狀况。受訪者均為全職工作和有兼職經驗的青年，他們都認為，就算最低工資與他們無關，但提升最低工資能夠幫助兼職工作者和較弱勢的群體，如清潔、保安、殘疾人士僱員等。
基層工人價值 1分鐘不值1元？
研究發現絕大部分受訪者知悉香港現行最低工資法例，而他們都認為最低工資水平低得不合理，與現實物價水平脫鈎。被問到最低工資應提升到多少時薪，大部分受訪者均以「一餐飯」為計算準則，青年們直觀地理解，工作1小時理應能應付一餐飯的支出，以他們生活經驗來說，現時在茶餐廳吃一個「碟頭飯」配飲料，大概50至60元。
有受訪者娓娓道來「一餐飯」的意義：「一餐有菜有肉、營養均衡的飯，而不是求求其其日日吃麥當勞。打工仔都明這個道理，病從口入，連飲食都不健康，何來身體繼續工作？又何來閒錢看醫生？」
其中一名受訪者A大學畢業，現時有兩份兼職工作，她的收入達1.7萬元。雖然最低工資時薪跟她現時收入有一段距離，但她仍感最低工資低得不合理。因她的家人曾是基層工種的工人，時薪挨近40元，當時家無儋石、「月月清」，直至她考進大學後不斷工作，情况才有改善。她認為最低工資不能少過45元，因為不同地區的物價水平有差異，不少僱員身不由己，要到物價水平較高的地區上班。她認為若政府希望政策能充分保障基層僱員，應考慮把最低工資提升到50至60元。
另一名受訪者T，他現正就讀「風火水電」（屋宇設備）課程，中學在學時期，他便當過便利店收銀員、地盤打雜倉務員等體力勞動工作。T指這些工作很辛苦，時薪卻十分低。對於現時的最低工資，T有感貶低了基層工種價值，他不滿最低工資連「1分鐘1元」的水平都達不到，是看輕了這些支撐社會運作的人的價值。
最低工資是基層家庭救命線
訪問員提到現時受最低工資保障的人數只有1.4萬，T即補充，挨近最低工資的工作崗位薪酬，會跟隨最低工資升幅而提升，故兼職員工均會受惠於最低工資加幅，以兼職作為收入來源的學生絕對能夠受惠。他期望最低工資起碼可提升至55至60元，讓打工仔工作一小時起碼能夠應付一餐飯。
他指自己選擇修讀「風火水電」課程，是為了有更多工程的工作機會，期望甫畢業的月薪可達至1.8萬元，比一般文職高2000元，能達到租屋自立的目標。
另一名受訪者P有相同看法。3年前他曾為冷氣機維修學徒，收取1萬元的低薪；因他跟隨的師傅不願意把知識傳授給他，於是P毅然轉行。他現職倉務員，月薪1.45萬元。他覺得自己的現况不算貧窮，惟對最低工資的受惠者，即基層低薪員工十分不公平。
P觀察到特別在疫情期間，清潔前線人員要冒很大風險，卻只能收取一個「最低下」的價錢作為薪酬。P嘆息，受最高風險的前線人員，連日常必需的衣食住行都非自己日常可負擔，實在無法有尊嚴地工作。
由上述不同受訪者可反映，雖然擁有全職工作的青年跟最低工資尚有一段距離，但對於出身基層家庭的學生，他們的兼職工作以至其家人的工種，均接近最低工資水平。最低工資的設立，對基層家庭來說是一條救命線。在60名受訪者中，基層出身的青年，其家庭曾經歷拮据時期，令他們的生活過得不順心；他們於在學時期多要以兼職幫補家計，減少了實習及到海外交流的機會。
青年藍圖須回應年輕人心聲
事實上，青年人更關心的是住屋問題。被問到未來處境時，他們都有提出對住屋的擔憂，覺得自己在短期無法自立，亦表示永遠無法置業；但同時間，絕大部分受訪者均有儲蓄習慣，卻沒有儲蓄的明確目標，亦不覺得能透過儲蓄為未來帶來轉變。他們只為求在遇到突發需要時，可用以應急。因此，他們能夠理解基層在低收入的情况下，根本無法改善生活，更遑論脫離貧窮的現狀。這些都是政府落實《青年發展藍圖》時，須回應的年輕人心聲。
註：〈最低工資加至40元 被指受惠人數過少 王沛詩：係好事〉，獨立媒體，2023年1月10日
作者梁仕池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研究助理教授，黃雅文是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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