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或許可引用日本當年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由於多種負面不利因素疊加所構成的「複合不況」來形容今天中國的經濟。在各項不利因素當中，最核心的是內地房地產泡沫經濟破滅，影響所及，由於地價升幅無以為繼，甚或倒退，中央與地方政府（包括地方投融資平台）陷入財政赤字。當中，最顯著的經濟現象還包括房地產和相關企業陷入龐大債務，大部分個人和家庭面對龐大的房貸壓力，國家、企業、家庭和個人瞬間變得失卻活力。對於中國出現房地產泡沫破滅的估量，及其如何有別於一般經濟衰退，見筆者於2019年2月1日《明報》以〈「明斯基時刻」與「資產負債表衰退」〉為題的文章，不贅。
除泡沫經濟破滅外，當前中國經濟面對的還有疫情，及美日等國家在市場、科技和資金的限制。故此用「嚴峻」兩字形容，絕不為過。
面對此局面，內地經濟學者提出不同對策，背後都以各種經濟理論為依託。人們關注國家在政治、外交、疫情等方面變動時，也應同時關注這些經濟對策。畢竟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有別於自然科學，很難以實驗和實驗結果來決定採納何種方案；而任何事後的方向調整，代價是沉重的。
據個人觀察，內地經濟學者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建議的取態，可大致分為兩方面，即以內地14億人口為依託，積極完善「內循環」機制，以近似閉關方式來推動經濟繼續前進；另一派則以深化市場機制和國際合作為主線，輔以國企和社會治理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是重拾內地和外國投資者信心。
鄉村振興戰略進程中 推動「貨幣回錨」
對於前者，筆者印象較深刻的是楊帥、溫鐵軍所著，題為〈貨幣「回錨」：新發展理念下一種貨幣供給生態化轉型方案〉的文章（《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一期）。楊帥是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溫鐵軍則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作甚豐。兩位作者在文中表示，中國於過去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的條件下，過度依賴「外匯佔款發行」，削弱了央行調控貨幣的自主性；而被動的「量化寬鬆增發貨幣」，創造了過量流動性進入房地產行業，造成「脫實向虛」，成為泡沫經濟發生的重要原因。
「外匯佔款發行」（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是指當外國投資中國時，需要先將外幣例如美元，通過人民銀行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入內地流通使用。為了換匯，國家需投入大量人民幣，這增加了內地銀行體系的「基礎貨幣」，其金融效果是再通過銀行體系內的貸款乘數效應，倍數地增加內地「貨幣供應」。
同樣地，由於貿易順差所賺取的外匯，當匯回內地時亦通過此傳導機制，造成疊加「貨幣供應」超發效果。當然，在逆轉情况下，當大批外資撤出中國及貿易赤字增加時，內地人民幣發行量則會反向地出現幾何式減量，經濟體積瞬間收縮，某程度上反映中國當前貨幣供應情况。
基於上述分析，楊帥和溫鐵軍建議：「從長期看，中國啟動國內大循環，首先就要找到可靠的貨幣發行『錨』，以對冲錨定外儲的貨幣發行體系的順周期風險」。
至於新貨幣發行「錨」，他們的建議是將「鄉村振興戰略成為發行貨幣和吸納貨幣的新空間，從而將主權貨幣發行和主權範圍內的資源價值化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帶動城鄉要素流動，暢通國內大循環」。
在他們的構想下，作為貨幣發行依據的，就是「集體經濟組織」所持有的資源性資產的保底價值。在具體運作上，他們建議以3級形式運作，即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理順資源的基本權屬關係，對外形成規模交易主體的一級市場 ；其次則是由縣、鄉級別的平台公司對接社會投資，推動生態資源資本化的二級市場；以及育成區域性的資本市場，推動生態資產證券化的三級市場。
他們續稱「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疫情持續及美國加緊戰略遏制可能造成中國『被脫鈎』的衝擊下，貨幣換錨的問題更加緊迫」，而「以實物資產發行貨幣是對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運用」。
當然，有人會認為這兩位經濟學者的建議過於極端，中國沒有重回改革開放之前的「統制經濟」條件。但不容忽視的是，統制經濟時期的供銷社、國營食堂重現，鼓勵失業工人和大學畢業生回鄉創業的措施悄然推出，「中國不會走回頭」的結論是否下得過早？
「法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召喚
內地另一批學者，我們可稱之為「法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者，筆者近期印象較深刻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去年為其著作《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第二版撰寫的序言，他表示「主張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人們還是一再發動對市場化改革的攻擊，力主加強政府對資源配置直接或間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進程受到阻礙，甚至使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出現相反的走勢」。
另一篇值得留意的，則是中國產業發展促進會學術顧問兼首席經濟學家魏加寧，於去年12月第五屆中國金融安全論壇，發表題為〈中國經濟面臨「殭屍化」風險〉的講話。他表示中國「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已經成為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原因」。對於有人提出，「即使國際市場不行了，我們有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我們怕誰？」他反問，經濟學講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若經濟持續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人口規模再大有什麼用？他強調清零政策放開以後，經濟工作應當走向以法治建設為中心，「因為國內外投資者最看重的營商環境是法治」。
慎防走回頭路
從上述文章可見，有關討論不囿於學術範疇，更是與國家經濟安全和當前國家政策取向息息相關。無論走哪一個方向，社會面的變動頗大。香港經濟緊扣內地，兩地發展互相牽動，對當前的辯論，我們應否有更大程度關注，特別是在國家經濟面臨「複合不況」和危機疊加情况下，審視各方提出的應對方案，慎防走回頭路，切合時宜。
作者是日本上智大學碩士，曾長期任職國際政府組織、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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