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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新一代的「少年十五二十時」(文:趙永佳、何瑞珠) (09:00)

最近本地教育界最矚目的一部電影,毫無疑問是名導演張婉婷的《給十九歲的我》。儘管這套紀錄片在香港電影節首映之後只在少數戲院安排特別場,或由社會團體包場放映,仍是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電影的緣起是傳統名校英華女校在半山的校舍將會重建,導演於是追蹤了2011年入讀中一的學生,她們剛好會由舊校舍搬去深水埗的臨時校舍,按原來計劃也會在畢業前回到新校舍才畢業。後來因工程延誤,新校舍到2019年才建成,拍攝團隊跟拍了幾名少女接近10年,見證了她們的成長,也旁觀了香港在這期間翻天覆地的改變,令整部電影的格局由單純個人際遇上升到另一個高度。

觀《給十九歲的我》  萌生違和感

社會學者的壞習慣是,碰到什麼人都要先分析一下他們的階級背景。與很多傳統名校不一樣,英華女校仍維持為一所津貼學校,幾名女生的家庭背景有相當大差異:「阿聆」、「馬燕茹」、「阿佘」估計是中產或以上;「阿Kate」母親在美國創業也算小康;「阿雀」父親是退休警察,「Madam」是新移民,家境可算一般。總的來說,她們的家庭背景也可代表香港的主流,既沒有大富大貴,也沒有家徒四壁的赤貧戶。

不過,趙永佳在觀影途中卻萌生了一點違和感覺;後來回心一想,發覺是源於最後幾名同學畢業後的出路,除了到美國發展的阿Kate之外,其他5名同學都在香港所謂傳統「三大」修讀,就算是比較反叛的阿佘,好像也只是修讀了一年副學士,就重考進入港大護理系。他不禁想起最近完成的一項研究,所呈現的香港新一代不太一樣的成長經歷。

這個研究計劃由何瑞珠主持,趙永佳後來加入,也是歷時10年的「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計劃」。由2012年開始,研究團隊開展多次跟進研究,早前完成了第六次問卷調查,並與數十名被訪者深入訪談。追蹤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參加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15歲中四學生,約3000人。跟其他追蹤研究一樣,樣本會因為未能再度接觸到受訪者,或他們拒絕再訪而逐步減少,到2022年就剩下700多名25歲青年完成有關部分的問卷。不過分析被訪者的家庭背景,卻是與前幾波訪問大致相同,涵蓋不同階層的青年,故樣本有一定代表性。而他們剛巧都是1997年出生,可算是特區管治下成長的新生代。

與電影拍攝過程一樣,我們的研究計劃也追蹤了被訪者差不多10年,現在作為樣本的同學都已25歲,絕大部分已完成學業,開始工作,最後一次追訪剛在去年中完成。當然電影也有一定代表性,亦非常忠實地反映那多名同學的經歷,但傳統名校的學生,與香港大多數的普通同學,確實是大有不同。

晉身傳統名校  家庭背景乃關鍵

能夠進入一流中學名校,當然要小學成績優異。在現行升學制度下,意味着同學在5、6年級的校內呈分試就排在前列,而且所就讀小學的師兄師姐,在之前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俗稱「分班試」)也是成績不俗,提高了師弟妹被派到第一組別中學的機率。要考取第一組別中學,尤其是傳統名校,當然天資聰穎不可或缺,但教育社會學告訴我們,除此之外,家庭背景是最決定性的因素,因為閱讀習慣、學習動力、家長參與,甚至有沒有補習老師、家長社經地位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現在很多第一組別的學校,都已經改組成直資,因此能否負擔每月數千元學費,自然是進入名門的先決條件。英華女校仍維持為津貼學校,因此電影中的同學,家境並非全部中產,但「目測」也有大部分是小康或以上,沒有最基層甚至窮困家庭。​當然這不表示名校(尤其津校)就沒有來自基層的同學,只不過可能電影沒有聚焦她們。

也因如此,在我們樣本裏,有些基層同學的升學道路就沒有電影般順利。2014年11月展開的第三期問卷調查,訪問逾120間學校的1552名學生。這批學生在受訪期間剛於中學畢業,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這裏我們聚焦同學升中時兩條最重要的「起跑線」:(1)社經地位指數(指數以家長教育程度、職業類別及家庭所擁有資源來評定);及(2)教育局中一派位的學術能力指標(綜合量度同學呈分試及分班試數值),來「預測」同學將來的進路。

兩條「起跑線」  左右學生前路

我們將同學們按社經地位及學術能力指標分為高中低3組,再分析每組同學在本地升讀大學的比率(無論是資助還是自資,海外升學往往比較轉折,不能一併計算)。如附表可見,兩條「起跑線」都處於弱勢的同學(即社經地位及學術能力都低的同學),只有4%能升讀大學,遠低於所有同學平均的32%。兩種背景都優於其他同學的,則有64%能升讀大學。數據也顯示,學術能力的影響似乎比家庭社經地位更高一點。好像家境比較低的同學,若學術能力較高,還可以有過半數同學升讀大學(53%);相反,單憑家境優越但欠缺學術能力的話,就只有10%能升學。不過必須說明,學術能力除了先天條件決定之外,也跟家庭社經背景有頗大關聯。

在我們的深入訪談個案中,也充分說明了這些關係。有一名同學來自基層,中學成績不錯,順利考入中大藥劑課程,並在書院支持下有出外遊學的經歷,自言自己應該「用努力搭救來改善他們的出路」,就是一個低社經地位但學業優異並能順利升學的例子。不過也有另外一名同學,家境小康,惟中學成績不佳,只能在職業訓練局屬下機構修讀高級文憑,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但在家裏支持下去了日本留學,經一輪奮鬥,最後考取了文部科學省的獎學金,修讀了設計的本科課程。

這兩個學生分別在兩條「起跑線」有落差,但我們也訪問了家境和學術能力都較優秀的同學,可算是「順風順水」完成大學學業;相反家境和成績都不太理想的同學,就更可能要在毅進、基礎文憑,以至副學士等課程之間打滾,升學之路較崎嶇。

由此可見,電影雖然忠實呈現了同學的成長,不過相信傳統名校學生大部分的社經地位都是較高,學術能力不止會是全香港的最高三分之一,甚至可能去到10%或更高。從社會科學角度來看,《給十九歲的我》可算是一個「偏差」樣本,惟當然這不表示它沒有價值,而是我們應該要更全面審視特區新一代的成長。

教育界必須直面「強弱懸殊」問題

電影中的主人翁,最能呈現的是社會學所指出當今成長的風險(risk),就是所有年輕人,不論背景,在成長過程中都會面對來自社會的不同風險,例如家庭結構穩定性大不如前,同學受互聯網和朋輩的影響又會比父母師長為大。不過到頭來,家庭背景和學習能力這兩條「起跑線」,還是有決定性的影響。

上面簡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香港教育制度能夠為基層同學提供向上流動機會;不過我們不能無視能向上流的還只是少數,大部分家境稍遜的學生,在缺乏家庭支持下,而天賦能力又不是在學術方面的話,他們的成長和升學、就業都會面對頗大挑戰。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協助社會人士及教育工作者,充分了解本港新一代年輕人的成長過程及挑戰,尤其是「輸在起跑線」的弱勢社群。在還未完全走出新冠疫情的香港,這種「強弱懸殊」的情况是否愈見明顯?又可以如何減輕?是當下教育界必須直面的問題。

作者趙永佳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何瑞珠是中文大學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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