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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被相信?(文:方可成) (09:00)

講述「MeToo」反性騷擾運動的電影《她說》(She Said)正在香港上映。更準確地說,這部電影講的是《紐約時報》如何做出引爆MeToo運動的關鍵報道——對荷李活大亨韋斯汀(Harvey Weinstein)性侵醜聞的調查。與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焦點追擊》(Spotlight)一樣,《她說》也是一部難得的幫助普通人認識新聞媒體如何運作、調查報道如何開展的電影。我們可以跟隨電影鏡頭,一窺新聞業的「後廚機密」。

除此之外,《她說》還有另一層重要意義,那就是展現女性等弱勢群體的講述為何不被信任,以及媒體如何推動改變這種現狀。

女性為何不被聽見和相信?

韋斯汀對女性的騷擾和性侵,至少從30年前就已經開始,在荷李活圈中也堪稱公開的秘密。然而,30年間沒有哪家媒體能夠系統地報道這一醜聞,其中的關鍵原因是:受害女性難以發聲,並且擔心發聲之後不會帶來任何改變,反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曾有記者形容:韋斯汀擁有的權力,就好像他那魁梧粗壯的身材和一下子就將人推下台階的力氣一樣,把人壓得沒有還手之力。他有強大的律師團隊,可以與受害者和知情人簽訂詳細的保密協議,使他們必須封口,不能向外透露任何信息,否則將會面臨極重的懲罰。他能輕易影響一名演員的職業發展,讓初入圈中的新人瞬間失去前途。他還可以收買圈內其他重要人士,以製片、顧問等身分參與他人的電影項目,形成利益同盟。

這些壓力彼此聯繫,共同形成一張大網,令一些媒體不願意碰觸這個題材;即便是希望掘地三尺的記者,也往往會因為找不到願意出來說話的採訪對象而陷入僵局。

除了這些具體的困難之外,整體的社會氛圍亦使性侵受害者難以啟齒講述自己的遭遇——太多人會用「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樣的邏輯來譴責受害者;也有人會用「沒有證據」、「不能聽信一面之辭」之類的說法,來質疑她們的講述。

《她說》是以對另一樁性醜聞的報道開頭——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多名女性公開指控特朗普的性騷擾行為。她們以很大的勇氣站了出來,記者做了報道,但最終,特朗普還是當選總統。這令受害者們感到很受傷,她們還遭遇了實實在在的威脅——比如有人收到郵寄上門的糞便。

影片中,由其本人親自出演的受害者Ashley Judd說出了金句:「他說了那些話,然後當選了總統。我引用了他的話,然後被開除了。(He used those words and got elected. I used his words and got fired.)」她指的是自己在女性遊行中發表演講,引用特朗普對女性使用的大量侮辱性詞彙,卻遭到很多人的抨擊。

這種對不同性別的區別對待、對加害者的偏袒,就是被稱為「強姦文化」(rape culture)的現象——它包括鼓勵性暴力、同情或保護施害者、羞辱受害者、要求女性做出不合理的犧牲以避免被性侵等等。

發聲很困難  但有用

既然整體的社會文化和法律、經濟等制度體系,都不利於受害者發聲,那麼,是否只能認命和放棄呢?

影片中給出了一個回答——操刀韋斯汀調查的記者之一,就是此前在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性醜聞的記者,她本來感到氣餒,想要「躺平」,但她的編輯提醒她:對特朗普性醜聞的報道難道什麼都沒有改變嗎?不是的,它所引發的全社會大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提升了民眾對性騷擾的認識,降低了人們對性騷擾的容忍度。在那之後,有好幾位知名主播、演員就都因為被揭發出性騷擾醜聞,而被迫退出公眾視野。

不局限在眼前的一時一事,而是看到未來的變化,這也是這名記者用於說服受害者接受採訪的理由:「我沒法改變你過去的經歷,但我們可以一起去用你的經歷保護其他人。」

在採訪調查過程中,兩名女記者遇到無數困難,包括常見的閉門羹,包括來自韋斯汀方面的威脅,也包括一些更可怕的組織。在影片中有一個令人緊張的片段:夜晚的道路上,一輛黑色SUV汽車悄悄跟在一名記者背後。在現實中,確實發生類似事情,那輛車屬於一個名為「Black Cube」的情報組織,由以色列前情報官員成立,受僱於韋斯汀。他們還安排了間諜,假扮成女權人士去接近紐約時報的記者。

當然,也有很多人幫忙。比如一名曾經在韋斯汀手下工作的人員,就在跟記者見面的時候,把手機解鎖,藉口去洗手間,讓記者查看手機當中的信息。

更重要的還是那些在重重壓力之下願意發聲的女性。用編劇Rebecca Lenkiewicz的話說,「雖然故事當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美好和光明,那就是女性發現了彼此」。

女記者與受害人之間的聯結

除了不停打電話、不停約人見面採訪之外,影片中還花了很多篇幅,描寫兩名女記者的個人生活,尤其是身為女性在生活中需要遭遇的挑戰。

其中一名記者剛生孩子,患上產後抑鬱症,我們看到她放聲大哭的畫面。另一名記者的女兒也還小,要花很多時間陪伴;在她出差倫敦採訪的時候,聽見女兒在視頻裏用了「強姦」(rape)這個詞,並且表示班裏的同學都經常說這個詞。她大驚失色,告訴女兒這個詞不是可以隨便提起的。

這些真實的細節,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為什麼是兩名女記者做出了這則獲得普立茲新聞獎的報道——她們與受害者更容易共情,更能建立起聯結。

的確,女性之間的聯結是MeToo運動產生全球影響的原因。就像一名接受採訪的女性受害者在影片最後說的:「我不希望我的3個女兒長大被這樣對待,我不希望她們認為被性侵犯是司空見慣的事。」

當弱者看見彼此、聽見彼此、共同朝着一個目標去努力,社會文化與制度結構就有發生改變的可能。這是《她說》這部改編自同名書籍的電影作品,以及紐約時報揭露韋斯汀醜聞的經歷,向我們展現的真實故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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