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報告中，冀盼在一國兩制及其施政下團結社會，並「積極發揮包容共濟、求同存異的優良傳統」（施政報告第五段）。這目標值得稱許，人人都可以支持。
在本月20日的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上，法律界立法會議員林新強讚揚施政報告時，表示政府「不怕官商勾結的抹黑」。林議員的說法，大概是回應李家超所提出在房屋和醫療方面的公私營合作，及商界與政府的其他形式合作。
不過，李家超的回覆非常奇怪。他說：「首先剛才在提問時提到的什麼『勾結』，是反中亂港時期，希望將社會矛盾挑起來的術語，我們就是要反對這種挑撥離間、挑撥矛盾的破壞性論述……所以剛才說的X和Y之間的『勾結』，是一些故意弄出來、製造社會分化矛盾的壞思想。」他又重申希望社會團結一致。
沒理由假設「官商不可能勾結」
特首將「勾結」說成「故意弄出來、製造社會分化矛盾的壞思想」，這觀點有問題。
首先，勾結（collusion）可視作法律概念，「兩個或以上的當事人藉欺騙性的協議或秘密合作，透過矇騙、誤導或欺詐他人的法律權利，以限制公開競爭」。林新強此處的意思，或是指政府與商界被指有秘密協議，矇騙、誤導或欺詐其他商界及／或公眾。
再者，合謀定價是世界很多地方的商界慣常手段，包括香港。我們見過，政府將數碼港地皮批予單一發展商，當時就被指官商勾結（註）。「官商勾結」的觀感深入人心，乃至時任特首董建華在其2005年施政報告，公開表明政府「堅決反對『官商勾結』」。前特首曾蔭權亦否認數碼港項目是勾結。所以，否認官商有勾結的可能性，是不夠坦白且有問題。
三者，政府官員與商界勾結在內地並不鮮見。中國共產黨多年來譴責這種行為，亦揭露及懲處官員與商界領袖的勾結。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假設政府與商界在未來交往中不可能有勾結，以至連提起這種可能性，都成為「抹黑」。
示威揭露而非「製造」社會分歧
稱「勾結」這個詞語會「製造」或「滋長」社會分歧及矛盾（social division and contradictions），亦不真確。李家超將「勾結」與本港先前的反政府示威相提並論。這些示威並沒有「製造」社會分歧，而是將之揭露——尤其是關於香港政制改革前路的政治爭議。
香港的社會分歧，普遍有兩種形式。第一及最重要的，是社會階層、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分歧。香港的放任資本主義備受推崇。根據馬克思（Karl Marx）思想，資本主義是階級剝削的系統。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國家的立國思想，我們應該認真看待此分析框架。中國共產黨本身是透過動員群眾對當時剝削人民的管治階層的不滿，利用階級矛盾發起革命運動，而得以掌權。
過去的殖民地政權，對於可能有煽動者動員本港貧窮群體反對政府或富人，特別敏感。富裕家族因此要求保護。故此，1938年制定的煽動罪法例（其後納入《刑事罪行條例》）禁止「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就並不令人意外。這條法例或忽略了，對一個剝削群眾的管治階層的憤恨，可能是於理有據的。近代中國歷史就是明證。
另一種社會分歧則是政治分歧，尤其是關於香港政制改革的議題。「佔領中環」及反修例示威至少有部分都是針對這種分歧。官商勾結本身沒有直接激起此類政治衝突，惟階級矛盾與政治分歧相交（class conflict and political division intersect）——富人和窮人均傾向支持政府，而中產階層多因政治原因示威。
李家超希望香港社會團結一致。但指摘有關勾結的討論為「敵人的語言」（language of enemies），即否認香港現實上存在的不同社會階級和政治分歧。其對於「勾結」的說法，意味着否定衝突及「合理的政治」（legitimate politics）。
特首要認清及管理社會矛盾
政治就是關於誰得到什麼、何時及如何得到（politics is about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是關於權力分配。香港的富人較貧者有更多政治資源去獲得他們所想的。雖然香港的階級利益被噤聲，但它們仍然存在，而且清晰可見。政府的政策令富人充權（empowered），並有份（透過壟斷）製造今日我們所見的龐大財富和權力不均。
不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消除社會分歧及矛盾；李家超的工作是認清及管理它們。勾結並沒有「製造」或「滋長」社會分歧；反之，當勾結的受害者理解到他們是如何被對待，將加劇這些衝突。因此，當我們的精英自認為有關勾結的言論只是抹黑，他們應當明白勾結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並謹慎避免予人捲入其中的觀感。歷史證明公眾眼睛是雪亮的，亦不會容忍勾結。
註："Hong Kong signs cyberport deal", BBC, 17 May 2000
（編者按：文章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The end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作者卜約翰（John P. Burns）是香港大學榮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