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戰爭持續半年，再問「普京其實可以做到幾盡」或者「俄羅斯對外擴張會否止於烏克蘭東部」，就好像再問一次列寧、斯大林他們本人會不會滿足一樣，其實是幼稚和毫無意義的。「俄羅斯民族復興」一直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強人統治的基礎，加上擁有軍事、天然資源等戰略本錢，普京政權從來沒有脫離俄羅斯及蘇聯共產主義時代的霸權思維和地緣政治鬥爭的方式。
即使今次普京嚴重錯判形勢而弄致焦頭爛額，俄羅斯的侵略及引發的連鎖效應，亦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即使我們想像普京不再領導俄羅斯，如果不作出針對威權統治的深度變革，最多都是暫時緩和一下氣氛。普京本人是蘇共的產物，一日擺脫不了蘇共的政治遺禍，不日就有下一個野心家上台，如普京一樣把蘇聯的遺產收割為己用，構成下一個全球危機。
絕對而永遠正確的蘇共好故事
蘇聯時代的俄羅斯並不是一個共產國家，而是國家資本主義極權制度兼以「老大哥」自居的霸權。在經濟和軍事進步而且急速發展的外表下，始終是一個封閉不開放的政治制度，這裏沒有「無產階級當家作主」的新文明，有的是共產黨集權後幹部和官僚的家天下。所謂「先鋒黨」帶來的管治，其實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權宜政治，是赤裸裸的權力遊戲，其侵略性不僅對外，更首要對內侵襲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打造效忠政權的「蘇共新人類」。
在官式宣傳及政治教育的範疇，堅持意識形態、指導思想，或者所引伸的綱領政策、立場是必需的。只有製造毋庸置疑、不容置辯的論述，才方便官方對外「說好蘇共故事」，對內就是限制自由、「不容說三道四」，針對一切懷疑、保留的意見或另類建議鬥爭清算。
蘇聯的故事是神話一般的奇蹟。偉大英明的領袖帶領一個共產政權和一個貧窮落後的舊帝國，在短短幾十年蛻變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超級大國，在經濟實力、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及地緣政治博弈中分量十足。這個劃時代的復興大業有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凌駕性，沒有思辯討論的餘地。無神論的共產政權將自己的主張及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合成為其「核心信仰」，人人有責去自覺維護這個新信仰，不能因為任何人的主觀意見而改變。
即使政權的表現徹底失敗，或是人民要為領袖的錯判承擔龐大代價，挫敗只會是短暫的；在失敗中透過「學習」，就會發現具示範作用的人物情節而構成的「階段性勝利」，因為勝利本身就是不可撼動的，而最終勝利只是時間問題——只要給領導時間，時間就會「證明」領導所做的是正確，所以蘇共絕不妥協。
有了「絕對信仰」，就不再需要信仰的自由，共產政權以「唯一監護人」自居而對不同意見手起刀落，視乎人民有否「選擇站在正確正義」一方，繼續與國內國外的敵人「鬥爭」或者「被批鬥」。
機會主義者及野心家的遊樂場
平時大義凜然的偉大領袖乃至各級幹部和黨員，對堅持這個那個原則的思想學習，天天琅琅上口講「人民」、「民主」、「民族尊嚴」，來表現自己是個「唯一可靠」、「先進」和「無私」的執政集團。有趣的是，在自我催眠的狀態影響下，只有蘇共這個歷史先驅才真正知道共產國際陣營中，各國家和民族的真正利益及不同發展階段需要，自命可靠的共產政權才能夠最明白因勢利導的好處。到了執行時，還要看各人身分、背景、後台及一時一樣的利益關係來理解這個特權階級的決策，如何在一窩蜂表忠的掩護下，一窩蜂各出其謀去搶奪更多利益和更大權力。
有了明確目標和堅定不移的原則作為前提，採取任何鬥爭手段去滿足任何復興大計、產生出任何後果都可以自圓其說，多得「絕對信仰」上場的領導會因應利益和權力所需去更新信仰，都帶着個人英雄崇拜的色彩。這就是所謂「制度自信」。
說到底，蘇共及其他東歐陣營的共產國家都是機會主義者和野心家的遊樂場，他們的手法五光十色，黑白並不互相排斥，民族主義和一些封建制度傳統都可以採用來為「核心信仰」背書，而普京本人及其管治方式皆是蘇共的產物，也就有助我們認識普京的所作所為。
知識分子作為蘇共打手
在昔日蘇聯及今天俄羅斯，平民百姓在強權之下的生存之道，就是積極表態支持任何決策，起碼要被動配合，避免麻煩；除非去國逃走，可謂別無選擇。在缺乏可信的獨立調查和研究，又缺乏自由的思辯空間，我們都不可能準確知道俄羅斯人民的想法和聲音。我們可以得知的一眾所謂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知識分子本身，大都是政權的應聲蟲，有的用思想家的包裝，有的用策略家的外衣，也有在俄生活的外國人粉墨登場，加上有系統的網軍助攻，都只是為了塑造一面倒的輿論風氣。
傳統上，知識分子階層（intelligentsiya）追求獨立自主的思考和行動空間，評彈時政，破舊立新，即使要孤身走我路，不識時務地與既得利益者抬槓，也是心甘情願。
相反地，蘇共打造的就是寄生在政權的知識分子，把他們作為統治集團的喉舌。蘇聯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利益集團，大多是追名逐利的機會主義者，不是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國」的死硬派。那些死硬派因為不識時務、死抱理想主義不放，早在清黨運動中因忠誠不足被清算了。
如果傳統知識分子代表一種能夠揭露真相的「光明」，那麼蘇共製造的是政權的「影子」，設定為政權的附和者，必須無條件放棄獨立於政權的思考自由和責任，又必須做好一系列指定動作：他們要捍衛政權及其信仰，對內對外為政權的策略及估計未來的一些可能性，提出最有利政權的解說。他們不可能質疑和批判政權，但可以做「打手」投入政治鬥爭中，盡情發泄在異見人士身上。這些就是他們的「影響力」，而且完全毋須建立在獨立思考和行動基礎之上。
蘇聯的知識分子和老百姓當然不笨，於是他們的生存之道是將「什麼是工作」和「什麼是生活」分得清楚，發揮雙重人格的「蘇共新人類」依仗政權的同時，為自己所付出的討回一些公道。只有不停自己調整自己，學會忘記和原諒自己的所作所為，就有機會尋找身心平衡。
蘇共統治的重要特徵
一直強調自己如何對人類文明作出貢獻和犧牲，又一邊促成廣泛的道德崩壞（moral degradation）和思想蠶食（mind corruption），是蘇共統治的重要特徵，而且遺禍深遠。師承蘇共的普京政權一向只知道操控資訊、掩飾真相，同時製造另類真相來主導民情輿論這一套。在公共領域，普京鼓勵人民「不要問只要信」（wishful thinking），加上高壓管治早令人感到追求真相和說真心話的「後果承受不起」（fearful thinking），俄羅斯人民在俄烏戰事至今表現出沉默、缺乏應有的正義感，或者被動員起來支持普京，也正正反映出根深柢固的蘇共政治文化遺害。
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觸及兩大範疇。在全球層面，普京侵烏給我們的教訓是，了解政權的本質是頭等大事，若不及早加以具阻嚇力的制衡，反而善頌善禱掉以輕心，就只會變相鼓勵新一代領袖仿效普京這樣的機會主義者，以所謂國家或民族利益之名得寸進尺，助長他們掠奪擴張的野心；到再爆發類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危機才去回應處理，已經後悔莫及。
延伸閱讀：Arthur Koestler. 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and Other Essays, Uniform Danube Edition of Arthur Koestler's works, Hutchinson, 1965.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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