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權長久以來在美國社會存有爭議，但過去並未發展成意識形態之爭；淪為兩黨兩極分化的議題，僅為近10多年的事。
近代美國政治中，共和黨一向擁護選擇權（pro-choice），拒絕政府對人民的自由生活有過大干預。這種取態反映於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中，亦成為1973年Roe v. Wade一案的核心法律爭議。在半個世紀前，大部分共和黨人都對Roe v. Wade案確立憲法墮胎權表示支持，而其時7名支持墮胎權的大法官中，更有5名都是由共和黨總統提名的。
共和黨的反墮胎共業
然而，共和黨隨後因政治需要而忽然轉軚，並高舉擁護生命權（pro-life）的旗幟，該路線一直維持至今。共和黨對墮胎權的立場轉變，源起1970年代尼克遜時期。其時有幕僚向尼克遜提出「天主教策略」（Catholic strategy），認為若共和黨能轉向反墮胎立場，有助令傾向民主黨的保守天主教派選民轉投共和黨，且能進一步擴大取得福音派的選票。
原本尼克遜對此策略有所保留，但在尋求連任總統的壓力下，不能不另取跑道，以獲取政治紅利。兩黨壁壘分明的墮胎立場，亦在此後確立。至2018年的中期選舉，支持墮胎權的共和黨議員都慘敗收場。
為出師有名，共和黨以擁護生命權來包裝其反對墮胎的政治需要，亦以此來掩飾其擁護選擇權的矛盾。Roe v. Wade裁決被推翻，可說是共和黨長年累月推動的一場政治運動。
多年來，縱然共和黨深知禁止墮胎會受法律挑戰，但多個由其控制的保守州份都先後立法嚴格限制墮胎，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於下級法院的敗訴，再不斷上訴至最高法院，以謀求推翻Roe v. Wade判決。這場政治運動終遇千載難逢的時機，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內，竟獲3次任命大法官的機會。當保守派大法官人數壓倒自由派後，共和黨的反墮胎共業終於得以完成。
最高法院裁決 兩憲法觀點值得關注
即使反墮胎判決背後充滿政治色彩，但是次在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亦即今年6月24日的最新判決）一案中提出的兩個重要憲法觀點，值得關注。支持推翻墮胎權的大法官強調，美國憲法並無條文明言或暗示墮胎權受憲法保障，故法庭必須分清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與人民認為應享的權利，否則大法官便能就個人的政策偏好去解釋憲法。
這裏涉及一個複雜的法律哲學議題：到底在解釋憲法時，應採用保守派的原意主義（originalism），即法官須依照立憲者的原意去解釋憲法，還是應採取自由派的活憲政主義（living constitutionalism），主張憲法是一份有生命的文件，法官應隨着社會變遷而對憲法條文有不同詮釋。
另一個重要憲法觀點是，由於美國憲法並沒有提及墮胎，故保守派法官認為按憲法要求，墮胎權應該交由民選代表決定。目前沒有與墮胎相關的聯邦法例，意味着各州可以自行決定要限制抑或賦予墮胎權，這亦反映出美國聯邦制一個很重要的憲制安排——根據美國憲法第10修正案，美國各州均享有剩餘權力，以確保地區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
可是，理想與現實總存在差距，剩餘權力原則上讓各州可按該州民意制訂與其他州不同的政策，但現實操作中，民眾受到的人權保障亦會因不同州份而有差異。當最高法院把墮胎權交回各州決定時，客觀效果會造成墮胎權在民主黨州份受到保障，而在共和黨州份則被剝奪，違反普世人權的價值。
法院政治化成不爭事實 行政立法抗衡尤關重要
美國雖作為一個法治社會，但亦不代表最高法院等同至高無上。無可否認，在推翻墮胎憲法權時，保守派大法官提出不少看似堅實的法律理據。然而在理解今次最新判決時，絕不能抽空整個歷史脈絡，單從法律角度來看，而忽略了背後的政治計算。最高法院政治化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若這種政治化與人民利益和權利相冲時，在三權分立的憲制核心下，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抗衡便尤關重要。
美國最高法院在1857年Dred Scott v. Sandford案，曾裁定一條禁止蓄奴的法例違憲，但及後總統林肯選擇無視，並以行政命令方式發表解放宣言，終使奴隸制得以廢除。當然，國會若能把墮胎權寫入聯邦法例，則比行政命令更為理想，令墮胎權更難因政黨更迭而被推翻，奧巴馬醫改就是最佳例證。不過，任何方式的成功都要取決於民主黨政治決心，故權力抗衡又是另一場政治角力。
作者是香港大學人權法法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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