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出「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一國兩制的內容就從鄧小平時代所界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50年不變」，變成其實質內容及實踐由習近平時代的政策或方針所界定。因此，儘管人們看到的是香港施政的劇變，特別是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更甚，北京官員仍會咬定一國兩制正在行穩致遠。也有人認為2012年之前的香港是「一國兩制1.0」，現在是「一國兩制2.0」；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京中央政府掌握了解釋權。相信將來無論一國兩制變得如何，「一國兩制」名稱會照舊如儀，所以有官員稱「現在一國兩制沒有變，50年後更不會變」。
一國兩制的3種性質
1980年代初中國採取一國兩制政策，是為應付英國提出的香港1997年主權回歸問題。那時中國剛從文革噩夢蘇醒過來，經濟發展落後，社會民生凋零，意識形態陷入危機。1977年鄧小平剛從第三次清算解放出來，在胡耀邦及趙紫陽協助下，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代替階級鬥爭路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同時，香港在1970年代初拋開了左派暴動的陰影，政府大施經濟及社會改革；在「小政府大市場」理念下，經濟迅速發展，70年代末已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當時一邊是富足、開放及自由的社會，另一邊是貧窮、封閉及落後的社會，相信年逾60歲的香港市民，當年如有親戚在大陸，都會有攜帶物資救濟他們的經驗。因此中國採取一國兩制，是有策略性的目標。一開始一國兩制就有3種性質——實用性：北京要利用香港的經濟優勢支援及補助大陸經濟發展；現實性：香港為英國管治，過渡必須取得後者合作，同時要爭取大部分香港民意的支持；短暫性：既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及社會發展需求所致，一旦其經濟發展至某一階段，這項政策也會終止。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其自傳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充滿想像力」（imaginative）的概念。鄧小平說「兩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兩種制度確是矛與盾，互不相容；但在毛澤東的矛盾論哲學思維下，矛盾是可以相容的，這自然是崇尚亞里士多德邏輯的西方政要所不能理解。1995年《財富》雜誌（Fortune）刊登「香港之死」的文章，預測香港1997年後的變化。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一個充滿張力（tension）的概念，這種張力產生了「深層次矛盾」。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在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指出英國作為「日不落帝國」，在撤出絕大部分殖民地時，都會於當地設立代表機構（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也就是議會制，以便順利交接管治權力，否則便會失控。而香港則是一個罕見例外：在回歸過程中，英國知道必須緩慢地交接權力給中國，但中國是一個如政治學家鄒讜所稱的「全能型」（totalism）國家，與一個高度自由及開放的制度並不相容，但一國兩制政策容許香港「高度自治」；因此，英國逐步將權力移交給當地社會是完全正當（legitimate），此之所以有議會民主化的舉措。回歸後，本港建制派政黨曾在直接選舉大敗，指英國人引入立法會直接選舉，是「埋地雷」的做法，其實是頗幼稚的，但符合北京的陰謀論思維。
中英怎移交權力 或是港最深層矛盾
中英如何移交及移交多少權力，也許是回歸以來香港的最深層次矛盾。1997年後，特別是2003年反23條運動成功以來，北京屢屢要求港府解決深層次問題，但香港社會主流意見認為，這是指經濟發展式的社會民生等問題。惟中共作為一個「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執政數十年的政黨，所謂深層次問題一定是指政治權力問題，不可能是經濟及社會問題。
在移交政治權力方面，其實英國相當克制。《基本法》從1985至1990年草擬，中方在港設立180人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廣泛諮詢各界。中英談判期間，英方談判大使柯利達在其自傳說，基本法草擬期間，英方曾向中方提出直選的意見。不過最終英方維持香港憲制架構基本不變，行政局（行政會議）不變，只是立法局（立法會）組成方式有變，1985年引入功能團體選舉，1991年引入18個直選議席，至1997年回歸前，僅有20席直選（佔總數三分之一）；而回歸後10年，亦只達到一半（30席）直選、一半間選。
2012年推進政制 未解深層矛盾
回歸後3次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政改討論，其中只有2012年選舉有推進民主的成分。2003年，50萬人反對23條立法示威遊行，令政府擱置立法。民間社會加大要求政府引入雙普選的壓力。當時2007年特首選舉臨近，北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解釋基本法，宣布政改五部曲：（1）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告，並獲得批准；（2）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政改議案；（3）議案須獲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4）特首同意；（5）獲人大常委會通過。2007年12月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2017年特首選舉「可以」有普選，以人大決定代替釋法。
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會選舉，是1997年後唯一一次民主化向前推進一步的政制發展：特首選舉委員會從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會議席由60個增至70個，其中新加的10席，5席直選，5席為「超級議席」。然而，香港社會對雙普選的訴求並未減少。
香港的深層矛盾並未因政制推進了一步而得到緩解，社會運動持續發展，當年新特首甫上場就遇到反國教運動。回想起來，2012年是關鍵一年，中共十八大新人事變動，北京全面放棄「不干預」政策，改以強硬態度處理香港深層次矛盾。2014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首次明確提出「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列出2017年特首普選3個條件：（1）提名委員會1200人，按原有四大界別選出；（2）特首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委員提名；（3）委員會提名產生2至3名特首候選人。這些條件表示北京嚴控特首選舉，泛民根本連入閘都不可能。香港社會對此的反應是「城邦論」及本土派勃興。
2014年由戴耀廷等3人發起的公民抗命運動，其本來目的是想以和平手段爭取真普選，人大「8．31決定」直接觸發市民上街，終演變成79日佔中運動。市民爭取普選的運動並未成功，港府事後拘捕檢控，民心不服，積累的怨氣終於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形成數十萬以至200萬人示威遊行，北京既作強硬對付的決定，林鄭月娥上台初期的溫和路線已拋在一旁，之後的發展都是歷史了。
調和「兩制」 難上加難
回想起來，要「兩制」調和，恐怕是難上加難的，這種衝突也許屬「必然」。中國大陸的根本是社會主義制度，又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制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任何「分權」或民主化的舉措都會被視為削弱政權，而香港長期是一個「分權」的政治社會體制；北京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就是強力改造一個「分權」社會變成一個「集權」社會。這個過程會是漫長的。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改造香港不可能沒有國際性的後果及影響，港人流散世界各處，互為支援及連結，可能形成廣泛的抗議運動。而另一方面，中國正在實行撼動現存國際秩序的「亮劍」外交政策，新國際秩序會否出現還是未知數。恐怕，香港深層次矛盾還沒有解決，卻演化成國際性的深層次矛盾了。
作者是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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