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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的歷史機遇(文:陳智傑) (09:00)

何謂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日前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指香港新聞自由於全球180個國家與地區中位列148位,與菲律賓、蘇丹及盧旺達等地方類近。同時,香港特首選舉候選人李家超於答問會上,指新聞自由就如身分證,已在大家的口袋了。很明顯,世人對於何謂新聞自由有不同理解。

香港的新聞自由,緣起於近代中國歷史。香港自1842年鴉片戰爭完結後,於政治上便成為一個鄰近內地,但又不受北京政權管轄的華人城市。在中國近代史,英治香港往往是內地政治異見分子及失意文人棲身之地,亦是中國文人辦報的橋頭堡。被視為中國新聞業之父的王韜,便於1874年在港創立首份全由華人所辦的中文報章《循環日報》;活躍於中國晚清、民國初期的外交家伍廷芳,亦早於1858年在港創立《中外新報》。

英治香港在其殖民歷史上,難言是一個支持新聞自由的社會。在港英殖民初年,當局已控告指摘其官員貪腐的英語媒體,把其編輯人員關在獄中。踏入20世紀初,港英政府漸漸擔心華文媒體會讓中華民族主義在港發酵,從而轉化為反殖思潮,又或者把香港演變為對抗內地政權的基地。1914年,港英政府頒布《煽亂刊物條例》,禁止出版含有可能損害殖民地或內地政治穩定的內容;1927年,港英再頒布《印刷人及出版人條例》,阻嚇媒體作出對港英當局的不利報道;1949年修訂《緊急情况規例條例》,讓港督可以緊急情况為由審查和壓制出版物;而1951年的《刊物管制綜合條例》,則讓當局處分發布虛假消息的組織。

上世紀冷戰  拉闊香港新聞意識光譜

香港新聞自由的歷史重要機遇,在於上世紀二戰後內地政局變天,及隨之而來的東西方冷戰。二戰後中國歷史上出現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1949年中共當政後,雙方仍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文宣之戰。身處大陸與台灣兩地之間的香港,成為國共兩黨宣傳戰的重要陣地,並在二戰後於香港創立各自的黨報。

國共兩黨的黨報及其友好傳媒互相攻擊,為二戰後的香港新聞環境營造了二元對立格局,拉闊了香港新聞的意識光譜。及後於東西方冷戰期間,英治香港成為西方世界於遠東地區觀察中國內地的一個重要基地。與此同時,英治香港亦是新中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作為與西方世界於冷戰時的接觸窗戶。這歷史背景,使香港成為中西交流的重要資訊中心。

及後香港經歷自1960年代末起的「摩登時代」,先是輕工業發達,再轉型至服務業,其後金融業及商業專業服務興起;社會上人均收入增加,中產崛起,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口亦隨之上升。這些社會因素,使香港社會對本地新聞資訊的需求日增,商業媒體應運而生,部分親國民黨的「黨媒」亦漸漸向市場力量靠攏。

港英末年至香港特區成立初期,香港傳媒市場可謂百家爭鳴,有走大眾路向的媒體,有專攻中產精英階層的媒體,有精於商業財經的傳媒,也有以英語為主、面向世界及香港海外人士的媒體。此外,香港自1980年代亦步入過渡期,親國民黨媒體式微,親港英及親中共的媒體並存,形成不同媒體政治光譜。

港英末年至回歸初期  傳媒業百家爭鳴

政治光譜多元並立、市場力量百花齊放,這大概便是大家印象中的香港新聞自由,亦是香港新聞行業「專業化」的「鍍金時代」:新聞從業員急速「大專化」,大學新聞傳播課程愈開愈多,客觀平衡、報道事實、為民發聲等新聞專業價值,亦漸變得根深柢固。

回歸初期,香港新聞的政治光譜主要分為親建制、親民主派,以及在兩者間保持中立。然而,民主派的政治能量遠遠不及國家力量,香港公民社會及網絡媒體雖然百家爭鳴,但政治及經濟資源始終難以為繼。

此外,香港商業媒體自香港過渡期以來,亦出現一個有趣現象:部分資本家或所謂的「金主」,未必介意其香港媒體業務賠本,反而「香港媒體老闆」的身分,能增加其於北京眼中的「統戰價值」。不過,隨着內地當局在港影響力日益上升,「香港媒體老闆」這身分於中央眼中的「統戰價值」,可能已不及當年。當「金主」未必再願意投資香港傳媒,裁員、低工資、股權易手便於香港新聞業見怪不怪。

「新冷戰」下香港新聞業前路

2019至2020年香港所發生的連串事件,徹底改變了香港的政治及社會生態。與此同時,世界也漸漸浮現出「新冷戰」的勢頭,北美、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的朝野及民間社會,對華態度並不友善。在上世紀的冷戰,英治香港是西方世界探究內地消息的前哨;在如今的「新冷戰」中,香港特區仍能是國家連接世界的窗戶嗎?香港如今對中央來說,是否仍是一塊可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之地?中央如何思考這些戰略問題,將影響香港往後幾年如何重整政治及社會秩序,這將會是香港新聞自由及新聞業往後日子的重要歷史背景。

參考資料:

(1)黎佩兒(2012)《香港傳媒:新聞自由與政治轉變》(黃燦然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Francis L. F. Lee (2018).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ng Kong Media". China Perspectives, No.2018/3, 9-18.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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