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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文:馮可強) (09:00)

筆者在上篇文章〈一國兩制的3個階段〉(4月13日《明報》)提出,隨着第六屆行政長官在今年7月1日上任,一國兩制的第三階段「落實全面管治權下的愛國者治港」將會開始。在此新階段,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必然趨勢,但面對國際形勢的挑戰,如何同時維護及繼續發展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和作用,將會是一個需認真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世界進入美國的「戰爭邏輯」

俄烏戰爭仍在拖延下去,歐美等地對俄制裁亦會延續及擴大。烏克蘭人民飽受戰爭苦難、流離失所,整個國家亦毁壞不堪,令人痛惜,奧地利總理內哈默(Karl Nehammer)4月11日訪問莫斯科後,說與普京總統的會談是艱難的,「我們不應抱有任何幻想,普京總統進入到自己的戰爭邏輯中,他正在採取相應行動,還希望是迅速的軍事行動能夠成功」。

由美國發動及領導的對俄羅斯的空前和廣泛制裁,其實是一種新型的全方位「戰爭」,包含政治、金融、貿易、能源、科技、交通、運輸、通訊等方面;參與制裁的不單是政府,也包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Google、Apple、Amazon、Netflix、微軟等國際機構。

當中的金融制裁不僅將俄羅斯主要銀行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清算體系,還限制其在國際資本市場的交易。美國為擊垮俄羅斯的經濟和金融,不惜長遠影響到當前以美元為主的國際金融、貿易結算和清算體系的獨立性,「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更同時嚴重影響全球糧食和能源供應,正觸發一場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損害了已飽受疫情打擊的各國經濟民生的穩定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美國再次讓全世界為其地緣政治鬥爭政策「埋單」,並把全世界拉入其全方位的「戰爭邏輯」中。

美國著名投資者Ray Dalio最近在一篇文章(How Can We Tell How the First Battle in the Long War for Control of the World Order Is Going?)中,將俄烏戰爭形容為控制國際秩序的長期戰爭中的第一場戰役。普京只求在歐洲地緣政治中維護俄國利益,而中國只想在世界和平環境中繼續發展,以及在現有國際秩序中有發言權,更不會企圖控制國際秩序,所以這場長期戰爭只會是由要全力維護其霸權的美國去發動。

金融、航運、貿易中心 地位不容有失

美國已把中國視為最大敵國,而在地緣政治方面,台灣比烏克蘭更對美國遠為重要,因此未來幾年,美國政府在其「戰爭邏輯」下的對華鬥爭只會持續增強和擴大。自2020年起,美國對香港及/或中國內地已實施經濟等方面制裁;以後幾年,隨着形勢發展,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城市,其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和角色將可能面對新衝擊。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港澳鞏固及提升競爭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於香港,其一是提升4個傳統中心的地位:國際金融中心,包括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國際資產管理及風險管理業務;國際航運中心;國際商貿中心;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和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其二是發展4個新興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此謂八大中心。

這個規劃綱要是在去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制訂過程肯定是由早一兩年開始。雖世界形勢轉變,發展八大中心當然仍應作為香港到2025年的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同時是對2035年遠景目標作出展望。但依據上述分析,第六屆特區政府首先須着重研究分析,其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在不同預計情景(scenarios)下可能面對的問題、困難和挑戰,並早作籌謀,制訂應對策略和辦法。

4個新中心定位 短期目標需現實些

八大中心都圍繞着香港的國際城市定位而設想,可見由中國改革開放到現在,香港的國際性對中國發展仍是何其重要。舉例說,港府一直採取「外防輸入」抗疫策略,嚴防外地疫情走入社區,今年1月8日起,更向美英澳等航班實施「禁飛令」,不單令滯留當地的香港居民多個月來不得回港,更令不少居港工作的外籍人員與其家人陸續選擇離港,商務及消閒旅客接近消失,原有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近月在眾多外國商會和跨國公司反映人才流失的嚴重情况下,林鄭月娥特首才宣布由4月1日起取消禁飛令措施。可見特區政府在考慮優先與內地通關和保持香港對外開放性的兩個選擇之間,如何權衡輕重、因時制宜及恰當處理,不是一件簡單之事,可能要預早作不同情景的科學估計和分析。

疫情尚且如此,何况是作為香港經濟命脈和「立城之本」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的地位、角色和作用,更是不容有失,必須早作研究、分析和籌劃,去全力維護、發展,以及在受到衝擊時盡量減少損害。至於建設4個新的國際中心定位,因受當前各種內外因素限制,可能需把短期目標訂得現實一點。

底線思維與危機感

現屆特首領導的政府,於過去兩年應對新冠病毒雖已盡力,在不同階段亦有其成績,但仍未能使大多數市民滿意;其中最主要問題是政府顯得「見步行步」,未有早作較壞和最壞的估計而預作準備,因此在推行各項政策和措施的開頭階段,都讓人覺得亂象叢生、計劃不周。正如過去兩年為抗疫先進城市的上海,最近疫情急速變壞及出現「封城」亂象,受到的批評是沒有「底線思維」、及早準備;反之深圳因在「封城」前做足準備,在「封城」7天後如期依序解封。習近平的解說是:「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去年3月又強調當前面臨的風險考驗「一點也不會比過去少」,故要增強「底線思維」。

筆者多年前曾兩度訪問新加坡,當地接待官員、議員和學者都眾口一詞說「我們一向以來都有危機感,所以我們一切的考慮都由這點出發」(大意如此),筆者對此印象深刻,相信其他到訪過當地的朋友都會有此觀感。以往我們都不覺得特區政府領導班子有任何危機意識,但相信經過應對2019年社會暴亂動盪,及近兩年多以來的艱巨抗疫工作後,新的領導官員都會有較強危機感與底線思維去治理香港,包括如何維護及發展香港的國際城市地位。

(一國兩制新階段的挑戰.四之一)

作者是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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