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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迷惘:欠缺開放數據下的無所適從(文:黃偉豪) (09:00)

新冠病毒疫情已折騰香港達兩年之多,在漫長的抗疫路途上,我們往往只注意到「抗疫疲勞」(anti-epidemic fatigue),而忽視了「抗疫迷惘」(anti-epidemic confusion)的情况。「抗疫迷惘」是因數據不足、混亂和矛盾而發生,使市民不明白亦難以配合和全心支持抗疫措施。「抗疫迷惘」減低抗疫成效,疫情沒完沒了下又促成「抗疫疲勞」,兩者互相加強,成為了困擾香港的魔咒。

政府在抗疫過程中,由始至今均強調「全民抗疫」的重要性,但在抗疫路途上要做到全民參與,總不能只靠政府由上而下地單方面不停發出指令,而應有足夠數據給市民參考,這突顯了「開放數據」(open data)的重要性。有數據支持,自然有助加強政府政策的公信力和合理性,減低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流傳和破壞力,使市民心悅誠服。

在應付新冠病毒的第五波疫情中,香港可以說是突然由天堂跌下了地獄,由本來是一個有卓越抗疫表現的模範地區,變成了表現最惡劣的地區之一,無論是感染率或死亡率均大幅上升,醫療系統亦同時崩潰。更有傳染病學專家估算,香港在第五波疫情下,染疫人數可能已多達人口的一半。如果屬實的話,相信是一項無任何國家或地區想得到的世界紀錄。

政府抗疫表現的徹底下滑,往往原因複雜;但缺乏足夠和合理的相關數據,使市民明白和支持政府政策,應是原因之一。抗疫人人有責,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做到全民總動員、人人全力投入抗疫,必然要有足夠數據和理據,才能使市民知道如何用最佳的方法配合,全心全意地支持。

若在未能得到市民理解和支持下,政府不停單方面為抗疫政策升級和「加辣」,不但得不到市民認同和配合,也未見到對於遏抑疫情的擴散有明顯幫助,成為一場盲目抗疫的勞民傷財運動。

「抗疫疲勞」與「抗疫迷惘」原因不同

在以上情况下,市民出現的不止「抗疫疲勞」,更加有「抗疫迷惘」的情况。兩者雖然在行為上表面相似,但背後原因有所不同。前者是因為長期抗疫而感到疲勞,不再願意或已再沒有動力和精力完全遵從政府的抗疫措施;後者則出於不理解或不明白政府抗疫措施的理據,不認同它的效力和合理性,因而大大減低市民自願配合抗疫措施的動機。

其中一個「抗疫迷惘」的例子,可以說是政府要求有針卡和「安心出行」才可進入商場及超級市場等公眾地方的新措施。根據筆者觀察所得,在實施初期,很多市民願意配合;但自從政府表明因個案數量過多及資源等因素問題,已停止向市民提供相關的疫症信息後,願意配合措施的市民便即時大減,愈來愈多市民進出商場時已變回昔日的「自由出入」。如果以上轉變是主要由「抗疫疲勞」所引致,市民在行為上的改變理應是逐漸地慢慢改變,而非在政府公布原有透過安心出行來通報市民的機制已暫停運作後,便立即大幅度停止配合。

當然,若要市民繼續配合,加強執法是可行和有效的方法,政府大可以在商場出入口設置執法人員,甚至用便衣執法人員突擊執法。但當措施的作用和意義已失去、市民對於措施的繼續存在感到迷惘和不解的時候,強行執法的意義又何在?恐怕只會本末倒置,進一步引起市民反感和不滿;在疫情如此嚴峻的時候,把資源投放於直接幫助患者,也似乎更為合理。而無論是「抗疫疲勞」還是「抗疫迷惘」也好,兩者均會降低抗疫措施的效力,政府亦要盡力避免發生。

「開放數據」助產生「協同效應」

要應付「抗疫迷惘」,「開放數據」是有效工具。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和發展的城市,市民平均教育水平高之餘,也有聰明和靈活的頭腦。所以,能夠開放有關疫情的數據,便能更有效使市民明白政府政策,加以配合和支持,甚至主動提出抗疫措施和政策給政府考慮,產生政府和社會共同合作下的「協同效應」(synergy),真正做到全民抗疫。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的有關「開放數據」研究報告(註)中,已開宗明義提出,「開放數據」主要目的是促進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協作(collaboration),透過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等方式,發掘和擴大數據的價值,帶來社會公益(social good)。「開放數據」背後的重要假設是,政府並非無所不知和萬能,因此透過開放數據與社會共享,便能集思廣益,以克服面對的公共難題和挑戰。

再者,任何政策的成功推行,都需要市民的理解和支持,開放數據可增加施政透明度,正有助達成這目標。政府常常歸咎施政失效是基於虛假信息的傳播,卻忽略了虛假信息在社會上氾濫的原因之一,根本上是一個供求失衡的問題,就是社會對疫情相關的資訊需求殷切,但市民能夠掌握的可信資訊卻不足,才被迫退而求其次,參考其他來源的信息,希望對問題加深了解。所以,提倡「開放數據」,主動為市民提供充足和可靠的官方信息,才是打擊抗疫虛假信息和謠言的至有效辦法。

官員要建立良好「數據文化」

由於政府是整場抗疫戰的領軍,要「開放數據」在抗疫中發揮最大功效,政府官員亦要建立良好的「數據文化」(data culture),使決策「有數得計」,有合理和足夠的數據支持。例如最近政府決定圍封沙灘,但卻沒有提供沙灘可引發疫情的數據支持,引起市民質疑:比沙灘更擠迫的室內交通工具,政府卻從不管制,甚至容許港鐵縮減班次,使繁忙時間迫上加迫。由此可見,當政府不尊重數據的時候,也加大了說服市民支持其政策的難度。

註:OECD. 2018. Open Government Data Report: Enhancing Policy Maturity for Sustainable Impact. Paris: OECD.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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