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用——長者就業挑戰與機遇（文：陳加才） (09:00)

事實上，在過去20年，香港整體生產力仍有可觀增長，勞工生產力指數（Labour Productivity Index）由2000年的63.8上升至2019年的約106（以2015年為100計）。

退休及勞動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傳統上，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老齡化，都被認為會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沒有工作的退休人士，須依靠積蓄、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長者福利來維持退休生活。由於沒有工作收入，退休群體會造成社會流失所積累的資本，不利於由資本推動的經濟發展。

此外，退休人士亦會較多依賴政府的福利補貼，長遠對公共財政造成龐大壓力。例如政府的長者生活津貼福利支出，2013/14至2019/20年度間由123億元跳升至232億元，以每年平均一成多的幅度增長。加上香港欠缺整體退休保障計劃配套，許多長者退休後，即使有強積金和現金福利補助，總體收入仍未足夠維持基礎生活，逐漸墮入貧窮網。2019年，有32%長者人口（39萬）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於政策介入後，包括恆常現金補助），情况令人擔憂。

外國經驗帶來新思考角度

在應對人口老齡化、防止老年貧窮及保持經濟競爭力上，我們可參考一些發達國家的做法，例如德國老年人口在2008年已佔總人口約20%，面對沉重公共退休支出，德國政府推行一系列政策改變，包括改革公共退休金供款和支出比率、提高退休年齡，透過增加老年就業機會和提升相關勞動參與率，取得最顯著效果。於2016年，德國50至74歲工人就業率為55.1%，明顯高於歐盟（45.4%）的平均水平，所以德國到現在仍是歐洲經濟火車頭。

我們常認為老齡化及長者群體的壯大，會為社會帶來負擔，但一些外國經驗卻為我們帶來新的思考角度。首先，傳統老年撫養比率假設了所有65歲或以上的群體，為沒有工作或生產力的依賴人口；而在撫養比率中作為基數、具生產力的勞動年齡人口，則被視為在經濟上承擔及撫養長者的一群。可是這個公式未能準確反映實際情况。例如在美國，2003至2012年間，具生產力的勞動年齡人口（25至64歲）增加了7.7%，但他們的勞動參與人數只增加了5.3%；同時，65歲或以上人口雖然增長了22.2%，但其勞動參與數量卻提高了61.2%。這正好顯示，年長群體即使踏入退休年齡，仍然繼續工作，而且漸漸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不再是一貫被視為要依賴的一群。

香港在過去10多年，65歲或以上群體的勞動參與率亦出現倍數增長，其中原因包括：由於經濟產業轉型，出現更多服務性質及知識型職位，這些職位相對傳統製造業和工業，其勞動量要求較低；人均壽命增長，初、中老年人相對較健康；整體退休保障的收入替代率不足，難以維持合理的生活水平；以及從2011年起推行法定最低工資政策，都促使更多長者繼續工作。

狹窄的工種和就業選擇

但是，在職業類型比例上，相對於整體就業人口，長者仍較多從事低技術要求的基層行業，例如看更、零售、飲食、衛生清潔及交通物流等。部分工作勞動量高、工作環境不理想，如食環署外判服務清潔工人。假如沒有合適和富彈性的工作調整及環境改善，必然減少年長者持續工作的可能，迫使部分原先可繼續工作的長者，轉而完全依賴社會福利。

隨着戰後嬰兒潮一代步入退休年齡，他們有較高學歷和技術，如以現時長者就業類型和情况來看，未必能提供充足對應他們技術及學歷的工作選擇。

加上現時有許多企業和政府資助機構，仍以60或65歲為指定退休年齡，跟現實及國際趨勢背道而馳，以致許多富經驗和專業背景、仍有意願及能力的年長人士無法找到合適工作，只好選擇離開勞動市場，或從事不對應其能力、較低技術要求的工作，造成人力資源錯配和浪費。

多方面推動長者就業

社會和企業文化仍普遍存在年齡歧視，認為長者生產力不及年輕人，因此影響年長者獲聘任及挽留的機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個有關勞動力老齡化的工作報告指出，屬經理及專業職系的工作，反而會隨就業者老齡化而帶來生產力的增加。

所以，推動及鼓勵長者繼續或再就業，在退休保障和稅務上提供繼續工作的誘因，改革現時企業和機構的硬性退休制度，並轉換為靈活及分階段的漸進式退休設計，採用長者友善招聘方式，創造富彈性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提供退休人士再培訓和培養使用新科技能力，以及在機構和社會文化上消除年齡歧視，工作設計和配對上結合長者工作經驗及優勢，賦予長者選擇繼續工作的權利，從而提升年長人口勞動參與率，繼而保持社會整體生產力，是一個十分值得研究和發展的議題。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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