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這部Netflix電影引人入勝的地方，在於其提出的危機是十分真實和迫切。它想突顯最諷刺的一點是，人類本應有能力化解危機，但最終卻難逃一劫。這便帶出電影想觀眾多加思索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若時光倒流，我們有什麼可做以逆轉勝，改變人類被殲滅的命運？
若時光倒流 可做什麼以「逆轉勝」？
面對以上問題，於較早前（1月3日）《明報》刊出的文章中跟大家談論這部電影後，仍然意猶未盡，在新冠病毒仍然威脅全球下，電影的內容足以帶來無限聯想，可以透過不同重點來分析。第一篇文章探討了人類制度的脆弱，今次談論政策倡議（policy advocacy）與媒體的關係，來討論人類在電影中最後大難難逃，是否因為負責推動政策議題（agenda setting）的科學家缺乏「媒體訓練」（media training）？
當兩名主角——由奥斯卡影帝里安納度．狄卡比奧飾演的天文科學家，及由奥斯卡影后珍妮花．羅倫斯飾演的博士生——發現了一顆彗星正直飛往地球，將在6個月後帶來滅絕人類的浩劫後，因為故事的背景是美國，他們第一個大行動理所當然是直闖白宮，在太空總署科學家陪同下向總統報告。他們希望總統可以總動員全國力量，結合軍事及科技的力量改變彗星軌迹，使地球可以逃過一劫。
可惜，與總統會面的結果是事與願違，他們不單止要白等了一日才可與總統見面，因總統正處理有關最高法院法官委任的醜聞危機；到了正式會面的時候，雖然事件涉及世界末日，總統也只給予兩名主角20分鐘的時間見面。
在這20分鐘裏，總統及她的幕僚均對彗星撞地球一事顯得漫不經心，其中一個原因是彗星要6個月才到地球，但影響總統權力的中期選舉在3個星期後便舉行。在衡量兩件事情的緩急先後下，總統的結論居然是中期選舉較重要，對彗星撞地球只採取「sit tight and assess」的策略，即只是靜觀其變，在再蒐集多些資料後，遲一些再作打算，等同暫時什麼也不做。
在爭取總統支持失敗後，兩名主角餘下的選擇，只有透過傳媒向公眾公開整個事件。可是，雖然兩人在一份甚有影響力的報章協助下，爭取到接受一個極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現場訪問，但結果亦是失望而回——觀眾的最大迴響，並非彗星撞地球的末日信息，而是集中在里安納度的英俊外表及珍妮花的激動發言。
媒體把資訊娛樂化的影響
兩場戲的構思，是各有目的。透過與總統會面失敗的結果，編劇和導演想指出美國政治領導人的愚蠢與無知，以及現時的政治制度安排——包括電影中提及的中期選舉——如何鼓勵政治人物只聚焦眼前事件，而忽略了長遠並更重大的問題；而電視台訪問的一場戲，想要諷刺的便是現今傳媒的膚淺、娛樂化和商業化，使真正要討論的重大問題，因太嚴肅、複雜難明或太沉重，而被媒體忽略及遺忘。
討論媒體如何把資訊娛樂化的其中一本重要著作，便是由波茲曼（Neil Postman）所寫的《娛樂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註）。由於這本書是在1980年代出版，所針對的問題主要是電視的出現如何使資訊娛樂化，加上基於收視率考慮的商業壓力，使真正重要的信息，不是在娛樂化的要求及過濾下變得失去原有重點而面目全非，便是因缺乏娛樂化的元素而被忽視遺忘。在不被媒體重視下，對於真正的世界大事，公眾不是一知半解就是一無所知。
Postman認為，只着重官能刺激畫面的電視媒體，在幫助公眾清晰及深入了解一個問題上，遠遠不及着重概念及思考的文字媒體。相信很多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都會深表認同，所以在教學上，我們不能只給學生看電影或筆記；認真地閱讀書本及文章，仍然是真正和有深度的學習所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也是千載不變的定律。
雖然《娛樂至死》的分析主要是用在電視之上，但把它放在如今社交媒體當道的世界，書中所指出的問題只會是變本加厲，主要因為社交媒體比所有過往的傳統媒體更加着重圖像和畫面，更加輕視文字，而強調信息的即時性和消費性，遠高於它的深度和啟發性。在「娛樂至死」的定律下，里安納度及珍妮花在電視台的訪問便完全變得「娛樂化」——重點不在彗星撞地球，而是前者的外表及後者的失儀。
「數據科學」重視「說故事」能力
這部電影的有趣之處，是在指出現時制度的漏洞及局限之餘，又留給空間予觀眾思索改善問題的方法。例如身為科學家的里安納度，就被多次提及要改善他的「媒體訓練」，理由是他無論去見總統或上電視台訪問，都染上了傳統科學家的職業病，就是無論對着任何人，包括非專家或科學家，均滿口理論和專業名詞，不單止使他的說話艱深難明，也遲遲未進入重點，白白浪費了機會和時間。
所以，在游說總統失敗後，太空總署科學家也提點他：「You're just telling a story. Keep it simple. No math.」（中文大意是「你只是在說故事，保持簡單，不需要有數學」）但里安納度卻不忿地回應：「But it's all math.」（但所有都是數學）
里安納度的回應，顯示他當時仍未知問題所在。與其說他欠缺媒體訓練，倒不如說他沒有政策思維（policy thinking），不明白政策的推動，不是將每個人都變成自己，要認同自己的所有價值和立場，而是去滿足不同持份者的不同目標和多元需要，從而建立合作空間、共同推動政策。無獨有偶，近年興起的「數據科學」（data science），也十分重視「說故事」（storytelling）的能力，指出有數據之餘，亦要懂得針對不同受眾而改變表達方式，才有說服力。所以，如果里安納度可以早一點思考到阻止彗星撞地球如何可使總統或其競爭對手贏出選舉的話，可能電影會有另一個結局。
註： Postman, Neil.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Y: Penguin.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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