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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欠了一份「歷史決議」(文:洪清田) (09:00)

能在歷史轉折時,留下一份經得起日後歷史考驗的東西,是當代人/當權者的幸運,卻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想,甚而是一個陷阱。歷史否極泰來時,急需及值得一份「歷史決議」,也(相對)易寫,經得起歷史考驗;太平盛世更需要「歷史決議」,卻難寫,由當權者從現狀出發寫,更難。

古人計然說「旱則資舟,水則資車」,道理顯淺,卻極罕見。當旺盛世的「歷史決議」難產,一個難處是根本看似沒必要,要寫的不能寫、寫的都是定調的老生常談,難寫得「好」;不知其「難」而寫了,可能成歷史笑柄,掉進陷阱。另一個難處是,少數人覺醒更需要及更值得一份「歷史決議」,但環境大局不容,千辛萬苦起了頭也幾經難產,即使寫了,可能成歷史罪狀。

歷史的弔詭卻是,太平盛世需要、值得一份「歷史決議」,卻最難產,欠這麼一份「歷史決議」,卻成為歷史缺陷。1950年代就欠這麼一份「歷史決議」。

1945年和1981年兩份《歷史決議》都是波譎雲詭時的新坐標和探射燈,深入、綜合總結之前的正面和反面經驗,懇切、務實認識前路險阻,引領黨國軍政現狀及策略向正確的路向轉。兩份《歷史決議》記錄重要時刻客觀形勢下、多線主觀能動的分歧及明暗轉化,對中共本身和中國現實的重新認識,應用於向前的轉折和部署,發揮極大實效、理論及方法學上的作用。伴隨決議產生,組織、人事及權力生死鬥。

若有這份決議 反右大躍進文革或可免

1945年的決議,主軸是縷述毛澤東抗拒王明、博古及李德教條硬搬的蘇聯十月革命嘩變攻城正規戰;毛澤東要從中國現實出發、不在中國硬套「蘇聯模式」,正確把馬恩列理論結合中國現實、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人民戰爭」,採用整零分合、不計一時一地、倚重全民民心的游擊運動戰。遵義會議後10年,毛澤東定於一尊,產生這份決議。其後5年,這個中西乾坤陰陽合璧的游擊運動戰改為大軍團的「攻堅戰、陣地戰、圍城戰、迂迴戰、區域戰」,如有神助,奇快奪取政權。毛澤東和整個中共及中國認為,他又一次把馬列理論結合中國現實、把「人民戰爭」提升一個新層次。建國後,這份1945年決議成為神主牌,獨尊的毛澤東角色和「成功模式」神聖化,變成「普世」機械性教條,作為萬靈丹應用於每一方面。社會改造和政經文教的神召運動全面鋪開,向全國每一層面、每一角落推行,宣傳鼓動「只會成功、不會失敗」;「偉大光榮正確」過猶不及、走向反面,10多年產生不少過度化、擴大化的失誤與災難。

1950年代,中國需要、卻沒出現一份撥亂反正的「歷史決議」。如果有,或許過幾年不會有反右,再過幾年不會有大躍進,再過幾年不會有文革。

當年中共氣勢如虹,一份「居安思危」的「歷史決議」簡直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匪夷所思。黨國軍政治現狀及策略全沿用1945年那份《歷史決議》的毛澤東神話式權威天書,整個中國緊跟一個又一個的移山倒海的政治經濟科學體育運動;一個成功方法任何方面都通用,全民盲動蠻幹,為毛澤東的唯物辯證哲學和「科學真理」付出不成比例的代價,造成幾十年的失誤損失。大躍進和大饑荒後,1960年代也沒有出現一份撥亂反正的「歷史決議」,過幾年出現更大型更慘烈的文革。再經文革十年,付出30年的時空代價後,才有鄧小平主持的第二份《歷史決議》。它1981年破土出現,正與反的經驗都恰如其分應用於開放改革,開啟30年歷史時空進程,重設中國、中美/西關係及世界格局。

要長治久安 最高最大權要換腦袋

近10多年幾十套電影和電視劇「革命神劇」,用開放改革之後的視角和標準,總不忘說1949年前後三四十年間,上中下各級領導(包括毛澤東),人人都藉機講「革命戰爭與和平建設不同、根據地與城市不同,我們不懂、沒經驗,必須重新、虛心學習」;編導藉劇中人的口告誡:「打江山易、坐江山難」。列出的問和課題,例如「政治政權vs.經濟民生、革命奪權vs.長治久安、農村vs.城市、打破舊社會vs.建設新社會、穩定vs.發展、運作vs.秩序」等等。

個人與組織由破壞性、革命奪權的工作,轉向和平時期的全民治理,是進入一個全新、可能是相反的模式與範式。和平時期天下休養生息,沒有神人神話英雄、敵人危機;全民(較)平等,不分貴賤等級、不分觀點立場;官民上下位置及主動被動對調,全民自由,作為及擔當由下而上自發。這轉變,不止否定勝利者「我」的過去及其成功方法,而是否定「我」的身分和角色,更重要的是偏離/背叛了前期初衷、信念和理想。要長治久安,最高最大權最需要領先轉型和換腦袋,卻是最難,不但轉不了,而是本能地執拗前期初衷、信念和理想,甚而製造敵人和危機,讓「我」繼續做神人英雄,「以我為主」服務人民和領導人民「改天換地」。

陸賈告訴劉邦「馬上得天下,下馬治天下」,可能知道極難,於是叔孫通設計了一套朝野乾坤禮儀,引領劉邦下馬做「天子」坐江山。毛澤東要超秦皇漢武,不但不吃漢代那套榮華富貴禮儀,而且警惕全黨全民提防太平盛世的「糖衣炮彈」。他大而化之問黃炎培為什麼歷代興亡速與勃,怎麼辦,其實心中有數有方法。毛澤東看到病症,大而化之動人類史無前例的大手術,以1945年《歷史決議》的權威,革命鬥爭繼續。「戰爭/鬥爭」成為他和全民的生命、生活與生存的必需品,舊思維舊方法,加大力度、普遍應用,錯錯重疊相加成為 pattern of error。

1949年後致命傷:一人一神一言堂

1950、60年代,「坐江山」者絕不會沒想到「坐江山」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時不是不知,而是以不知為知、為全知。1949年勝利奪權前,所知只是粗疏概念,不知「實」的具體事例,更不知「虛」的古今中外共通的課題主題。鴉片戰爭前後到五四運動,中國也是活在這種「以不知為知、為全知」狀態,沒進入問題。到五四運動才有些少人覺醒,開拓自由氣氛、探索勇氣、開放精神及獨立態度,進入(現代世界)問題。五四運動引爆的思想能量,大部分被轉為社會及政治運動的權鬥工具。

未來的歷史誰也沒經歷過,前面的路不知不懂是正常,知才怪異。從「時間結構」而言,「未來」不一定是「將來」,但一定是「現在」的不可知,只可期盼和參照「過去」。1935年後的毛澤東時代,以1949為分水嶺。1949年後的致命傷,是一人一神一言堂一「科學真理」,無視「時間結構」的「過去、現在、未來」的分野,以「現在」的權力和主觀意志改寫「過去」和預設「未來」;黨政軍國全民萬馬齊瘖踏正步,直衝「科學真理」唯一方向,封鎖問題、議題和課題;內內外外層層不容檢驗、質疑、分歧、另議、保留、反對、異見、討論……鄧小平撥亂反正、開放改革時的爆炸性命題,竟是「真理(須)由實踐檢驗」。

作者是牛津大學「香港學」研討系列訪問學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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