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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與新聞報道(文:梁家權) (09:00)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因疫情延遲一年,終於上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成功舉行。大會焦點落在參與各國能否為減排目標達成共識,以長遠解救全球升溫問題。談判桌上,各國政要唇槍舌劍、互相攻訐,國際政治角力之激烈,令會議成為世界矚目的傳媒盛事。

傳媒數目眾多 表現卻遭質疑

據美國《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估算,是次會議吸引了全球2000多間傳媒、3000多名記者越洋追訪。數目規模之大,反映了傳媒相當重視這場盛會,不過它們的表現卻惹來了一些非議。例如,有論者認為各國傳媒太集中報道該國政要的表現或國家利益得失,而缺乏從宏觀角度探討氣候變化的全球影響。另外,傳媒報道大都圍繞官方會議,但卻對會場外由民間環保人士舉行的「人民會議」(People's Summit)不屑一顧。還有,雖然會議吸引了大量傳媒到訪,但當中大部分都是來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發達國家,而來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記者則少之又少,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完全被掩蓋。簡言之,這些批評主要訴說傳媒眼光狹窄、代表性不足和報道偏頗,等等。

氣候變化報道的結構性挑戰

不過,上述道出的傳媒缺失,其實不算是什麼新鮮事,問題背後其實是反映了傳媒處理氣候變化新聞的一些結構性挑戰。在近20年,隨着氣候變化和更廣義的環境議題成為重要的新聞焦點,新聞學界就此進行了不少相關研究,這些研究都有助我們了解上述爭議。

首先,針對傳媒眼光狹窄的問題。不少新聞學者研究發現,各國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這個全球議題時,的確有偏重本地角度的傾向。但這個偏頗其實不難理解,畢竟不同國家的傳媒和記者都會視自己國民為主要的目標讀者,那麼根據他們的口味來選取新聞素材是無可厚非的。新聞學有個概念叫做「新聞馴化」(news domestication),就是指記者報道一些國際議題時,往往會利用一個本地角度去詮釋,從而令本地讀者對新聞產生共鳴。但針無兩頭利,這個新聞處理方法,的確會令新聞事件失焦。

第二,針對發達國家和貧窮國家的傳媒能力差距。問題弔詭之處在於,南方國家其實是氣候變化主要受害者,但當地卻鮮有傳媒觸及這些議題。例如,有研究發現,在秘魯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專職環境新聞的記者如鳳毛麟角。這除了是經濟水平、文化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導致之外,當地惡劣的政治和法治環境也是罪魁禍首。根據無國界記者去年發表的統計數據,以統計發表時計,過去10年全球至少有20名記者因報道環境新聞而死亡(註1)。許多記者因為揭露森林開伐、非法採礦、土地侵佔,或一些工業和基建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成為了政府和企業的眼中釘,而屢遭恐嚇、滋擾、拘捕、控告,甚至殺害。當中,以美洲和亞洲(例如印度)的情况最為嚴重。

第三,傳媒依賴官方資訊而忽視了民間聲音。去年,有學者就發表了一個關於中國、印度、新加坡和泰國的氣候變化報道的分析比較,發現這些國家的傳媒體制雖然不同,但當地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新聞時,都會不約而同大量引述官方資料,多於科學家、企業、環保人士和平民的意見,整體情况和歐美傳媒類近(註2)。這引證了傳媒「重官輕民」是一個全球現象。有學者回顧早年的氣候變化新聞,發現當時的報道會較多着重科學家的意見,但隨着氣候變化由科學議題逐漸變成為政治議題,官方資料就變成主要新聞來源。加上由於政府擁有龐大力量去影響傳媒,故記者也傾向忽視其他民間聲音。

除了上述3個弊病之外,研究都發現傳媒在報道氣候變化新聞時,還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問題。例如,傳媒會偏重報道單獨而短暫的事件,如某個氣候災難、某場氣候會議或某次氣候運動示威,而沒有持續跟進氣候變化這個長遠而宏大的人類危機。這種見樹不見林的新聞慣性,跟傳媒貪新捨舊的思維有關。另外,傳媒如何履行專業責任,也是另一個重要爭議。例如,記者在採訪時,應該是要按平衡報道的原則出發,給予否定氣候變化的人士一定發聲空間,抑或是從事實原則出發,將他們完全摒除,以免出現所謂「假中立」(false balance)的情况?此外,記者應該是純粹傳遞資訊,抑或是應更積極鼓動公眾參與環保活動?

學界和業界正謀求應對氣候變化危機

針對上述問題,近年西方學術界和新聞界都不斷討論和反思,並開始醞釀成一個共識,就是確認了氣候變化將是本世紀人類的一大危機,而新聞界是有責任參與解決問題。學界方面,不少學者都指出,新聞學需要擺脫過往受地域和時間的局限,否則難以應對氣候變化這場跨地域和持久的危機(註3)。至於業界方面,近年一些英美知名傳媒,如《衛報》和《紐約時報》,都積極增強氣候變化報道。前者一些不同版面的記者更曾經發表文章,宣示「現在我們全都是氣候記者」("We're all climate journalists now"),因為氣候變化議題已經滲入社會各個範疇,不再單純是科學問題。在2019年,全球幾百間傳媒更組成了一個名為Covering Climate Now的業界支援網絡,促進互相交流合作。另外,我們也應該樂見學界和業界之間有更多合作。例如,剛在今年10月,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成立了「牛津氣候新聞網絡」(Oxford Climate Journalism Network),目的也是希望提高各地傳媒報道氣候變化新聞的水平。

既然處理氣候變化是一場持久戰,新聞學界和業界都需及時籌劃,以應對長遠挑戰。

註1: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20). Red alert for green journalism - 10 environmental reporters killed in five years, bit.ly/3dvSSI1 

註2:Comfort, S.E., Tandoc, E., & Gruszczynski, M. (2020). Who is heard in climate change journalism? Sourcing patterns in climate change news in China, India, Singapore, and Thailand. Climate Change, 158, 327-343.

註3:Kunelius, R. (2019). A forced opportunity: Climate change and journalism. Journalism, 20(1), 218-221.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助理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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