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剛發表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將貧窮界定為低收入的問題；而關注貧窮議題的學者和民間組織回應的焦點，也離不開物質資源的再分配。貧窮自然與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相關，但它同時亦涉及生存的尊嚴及生活的適意自在；而「資源」除了有形的物質財富，還包含無形的文化、社會和象徵（symbolic）資本，例如他人認可的學歷或技能，或有助改善生計的人際網絡，以至備受尊重和讚許的道德品格。
一直偏向研究物質財富分配的經濟學界，近年亦愈來愈確認文化因素於貧窮議題中的核心地位。諾貝爾獎得主Amartya Sen於1990年代發表的作品，提出要將能力（capabilities）與自由（freedom）引入經濟發展及扶貧計劃的視野之中；繼後的經濟學家，包括Travis Lybbert與Bruce Wydick，更嘗試結合人類學、心理學的研究，延伸Sen的經濟學說，強調孕育希望（hope）對扶貧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們所側重的「希望」，主要是一個包含了設定及釐清目標、擁有主體能動性（agency）和規劃走向目標的路徑等元素的概念，也就是人類學者Arjun Appadurai所指的aspiration。
在研究貧窮的議題時，Appadurai引入了想像及走向未來理想生活的能力（capacity to aspire），以補充公共討論所忽略的有關貧窮問題的文化面向。與一般人所理解的「希望」不完全一樣，aspiration帶有理性的考量，而不止是一種情感上的意圖。擁有勇於想像及走向未來理想生活能力的人（aspirant），會根據自身所欲求的、有意義的及有可能達至的特定目標，尋找並策劃合適的路線，將現在連繫其想像中的未來，希望最終能走向理想的願景。Aspiration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aspirant需要擁有充足的主體能動性，於困境當中也能繼續想像和邁步。換句話說，aspiration是一種前瞻性的力量，包含一個特定而清晰的目標、有可能達至目標的路徑和讓貧困主體願意投入改變的能動力，依據的更多是釐清願景、扣連手段與目標的理性思考，而非僅僅是一種對未來的情緒投射或反應。
想像及走向願景的能力
既有的扶貧政策或倡議，基本上集中於爭取外部資源，例如獲取經濟援助、提供各種社會福利，以緩解貧窮者的生存困難。然而，Sen與Appadurai及受他們影響的經濟學者，則強調扶貧需要孕育民眾的能力，包括敢於具體地想像和追求未來願景的文化能力。
Appadurai強調，這種能力並非只屬於個體，而是在社群互動中形成的。事實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或憧憬，在各類社群中都會存在。不過，於不同的社會脈絡下，美好生活的想像亦有差異，例如一個信奉佛教的低收入農民與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城市中產專業工作者所嚮往和追求的願景，恐怕不會完全一樣。他進一步指出，capacity to aspire包含不同的層次，從最具體的追求，例如是否要買一件恤衫或一雙皮鞋，或應否與特定的對象結婚；到較為抽象的需要，例如是否接受婚姻關係，或應否追求生活的方便；以至最具普遍性的信念，包括有關生與死、物質利益與社群關係的平衡、和平vs.戰爭等價值的追求。如果我們的目光只集中於最具體的消費或物質層次，忘記這些需求與它們置身的社群文化的連繫，很容易令人失去更豐富地想像及走向理想生活的能力。當缺乏物質和文化資源者對美好生活的想像被窄化，成為了單一的憧憬——細樓換大樓、高收入工作、愈來愈多的消費品等等，其想像及走向願景的能力，亦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Appadurai補充，在我們的社會中，具體想像及走向未來理想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意識到那些最具體層次的需要與較高層次的社會脈絡和文化規範之間的聯繫，並不是平等地分配的。擁有資本和掌控權力者，往往比較容易發展這種文化能力。這是源於他們有更廣泛的社會連繫及相關的文化生活經驗，除了可以像貧困者一樣表達十分具體的需求外，更能夠提供敘說、比喻、理據，將日常生活中的具體選擇與更抽象的文化規範和社群脈絡建立聯繫，從而為他們提供一張走向理想願景的路徑指南。換句話說，具體想像及走向願景的能力，也就是一種生活導航的能力，人們藉此而探索未來。這種文化能力的孕育，並非立心決志那一刻就能一蹴而及，而是需要不斷實踐、重複演練。擁有相對多的「美好生活」的經歷、經常能夠與其他人討論或分享他們的願景，均有助富裕階層能更多元和更現實地想像及走向未來的理想生活，因此他們發展這種文化能力的機會，亦較貧窮或弱勢社群為高。循這角度，相對貧困可以定義為缺乏具體想像及走向願景的能力。
改造扶貧的文化
對資源有限的民眾來說，貧窮除了指物質生活匱乏外，還包括缺乏安全、失卻生活尊嚴和對未來的憧憬；而當他們投放極大的生命能量，嘗試影響決策以改善未來的生活，卻遭遇失敗時，就更容易陷入絕望不能動的境况。
香港民眾——尤其是底層百姓——的一個常用語，是「無計」，也就是接受所謂的「命運」或權勢所加諸的「責任」。這反映出貧窮人士既受到主流文化規範的宰制，又被鼓勵順服於既有的文化規範，甚至主動地參與了或支撐他們自身的困局。
循這個文化視角，我們可以理解為何Appadurai認為扶貧的首要工作，是鼓勵貧窮民眾發聲，因為發聲的能力與具體想像和走向未來願景的能力是緊密相關、相互支撐的。發聲是一種文化的能力，而非僅僅是一種民主的呈現。讓貧窮人士能以自己熟習的語言和方式，表述他們在地（local）的生活需求與願景，參與討論以至爭取一種他們嚮往的社會生活，從而擺脫官方的論述框架——例如以數字作為描述貧窮的基礎，改變主流認可的價值。扶貧需要創意和主體能動性以克服「無計」，亦需要釐清、想像及敢於定義和追求對自身來說最有意義的理想生活，從而告別不能做自己想做之事或被迫做不願做之事，真正地走出貧困。
面對困境和不確定的狀况，擁有capacity to aspire的個體，除了仍然能想能動以外，總能夠以創意去增加或維持各種走向願景的可能的路線，嘗試在疑似絕境中尋找新的出路。
參考資料：
．Appadurai, Arjun (2004):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in Rao, V. and Walton, M., (eds.)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California, pp 59-84.
．Lybbert, Travis and Bruce Wydick (2016): "Hope as Aspirations, Agency, and Pathways: Poverty Dynamics and Microfinance in Oaxaca, Mexico", NBER Working Paper 22661.
．Callard, Agnes (2018): Aspiration: The Agency of Becoming,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