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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創科:被遺忘了的管理科技人才(文:黃偉豪) (09:00)

說到香港創新科技的人才發展,除了要有直接研究及操作科技的人才之外,負責策劃及管理創科的人才也絕不可少。但現時的重點卻往往是集中於前者,而忽略了後者。這個不平衡若不被糾正,將劣化成一股盲目的創科潮,使在花費了大量資源和時間後,仍看不到顯著的成果。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一直未如理想,究其主要原因,往往並非單一因素,但缺乏相關人才卻是主因之一。當中的問題並非只是資源不足,而是決策者對創科的本質的認識未夠全面,而且過於技術化,導致人才培訓也過分傾斜。

香港過於着重硬件

在科技日新月異、一日千里下,香港的創科經歷已可用「歷史悠久」來形容。令很多人記憶猶新的是,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所提出的「數碼港」項目。這項目由提出的一刻開始,已引發了激烈的爭議,被質疑為一個地產項目多於一個發展創科的計劃,是一個以科技包裝的地產項目。無論如何,由項目在1999年提出到現在已有20多年,香港也有不少的其他創科項目,但奈何香港在這方面仍然處於努力或掙扎階段,未進入收成期。

除了數碼港外,另一個類似和同樣矚目的項目便是科學園。兩者的發展模式和假設十分類似,也是參考了世界著名的創科地區美國加州的「矽谷」(Silicon Valley)的模式,把科研的中心放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學之旁,以促進由大學至業界的知識轉移及產業化。依照這個道理,很明顯矽谷背後的是史丹福大學,而數碼港及科學園的伙伴大學分別是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情况下,理論上香港應該更有優勢,因數碼港與港大、科學園與中大的距離甚近,甚至步行也可到達,更有利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與互動。

所以,無可否認,香港在發展創新科技的硬件上,已投入了不少,但成績仍然未如理想,也正正是在於過於着重硬體之上。

「發展型國家」已不合時宜

自殖民地年代以來,香港的發展模式也是透過官僚由上而下來帶動。這個被視之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模式對推動快速工業化甚為有效,並成功在上世紀締造了「亞洲四小龍」,即韓國、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東亞經濟神話。可惜,這些均已成為了歷史,套用舊的發展模式在創科發展之上,只會適得其反,事與願違。

箇中的主要原因,是當年所需要的發展只是快速地複製西方的工業化過程,效率至上,不需要太多的創意和多方面的思考,因此以官僚來主導成為了一個既輕易而又合適的策略。除此之外,工業化年代的投資和生產模式也是非常簡單直接,只要投入更多資源,便有更多製成品。而殖民地年代的人才培訓,運作邏輯和工廠內的生產線也十分相似。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便更容易明白香港現時創新科技發展策略的局限和問題所在。基於舊世代已不合時宜的「發展型國家」,及官僚主導和工業化思維所害,便帶來了以上提及的種種問題,包括了過分着重於硬件的發展,用有多少個什麼園或什麼港的數量和面積等指標,來衡量成果。

創科人才培訓不平衡 顯示決策者局限

在人才的培訓上,也有至少兩大問題,第一也是源於工業化時期的遺害,簡單地認為人才培訓和工業化生產一樣,只要投放資源,便能生產相關數量的創科人才。第二便是認為要發展創科,只需要大量生產技術人才,但卻忽略了負責策劃及管理創科的人才的重要性。

以筆者所熟悉的數據科學(data science)範疇為例,近年香港不少主要大學均有開辦專注的技術課程,甚至成立相當有規模的數據科學學院,教授同學相關的電腦、統計的科技知識和編寫程式(coding)的技術。但與此同時,把數據科學、科技管理,及政策分析和制定結合的課程,卻相對地少,甚至可以用罕有來形容,而筆者有份負責的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便是其中之一。

少數和罕見絕不代表不重要,物也以罕為貴。但由於香港的學士學位課程的名額主要是由政府資助,這便反映出政府在創科人才培訓的重點,和教育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現况並不理想,也折射了工業化年代的官僚思維,把生產徹底簡化為資源的投入,有技術人員已足夠。有關創科管理的知識被視為虛無和次要,而官僚自己也沒有動機去培訓任何人,來取代自己在創科上的現有的主導角色。

創科人才培訓的不平衡,所顯示的也是現時決策者對創科發展的誤解和局限。很多創科的成就及奇蹟,特別是在推動產業、經濟發展、改善公共服務及人類的生活質素上,均不是純粹來自科技上的突破,而是在於科技的管理和運用之上。

絕不應該忽視問題嚴重性

如何把科技和人類生活及社會需求結合,進而顛覆過往的假設和企業的操作,產生更大的價值,這便是由哈佛大學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所提出的「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意義(註)。例如,發明數碼攝影的是柯達(Kodak),但因這科技出現的時刻,柯達已變成了太大和太官僚化的機構,不善於對新科技的管理和運用,看不到數碼攝影為人類未來生活帶來的轉變和機會,甚至愚昧地視它為現有菲林攝影業務的威脅,放棄進一步發展。故事最終的結局,是柯達今非昔比,幾乎破產,但它所發明的數碼科技,卻成就了如facebook等的公司的無比成功。

如果香港創科的發展不成功的話,之前所培訓的技術人才,只有轉行或離開香港發展,所有努力均前功盡廢。因此,我們絕不應該忽視香港只集中培訓技術人才,而忽略了管理創科及發揮其價值的人才之問題的嚴重性。這並非學生學少了東西的課程設計不全面的小事,而是涉及香港整個創科產業最後是否可以真正起飛的重大前途。

註:Christensen, Clayton M. (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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