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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上「偶遇」另類觀點(文:鄧鍵一) (09:00)

過去幾年,隨着社交媒介發展成熟,很多關於社交媒介的研究和概念,都逐漸進入公共討論。例如,很多人形容,由於互聯網讓用戶可以選擇集中接收合乎自己政治理念的信息,加上社交媒介的演算法,會造成「迴音谷效應」(echo-chamber effect),即用戶只會接收到跟自己想法一致的新聞資訊,造成意見兩極化,甚至令一些極端的偏鋒理念,會在社交媒介的環境內,高估了自己的普遍性。

政見與對事情看法關係 並不理所當然

不過,回到社交媒介剛剛普及的時候,當時也流行一個說法,認為社交媒介可以令用戶意外地接觸到跟自己意見不一致的資訊,形容為incidental exposure。持這個說法的學者認為,互聯網本身就有各種各樣的觀點,當中的多樣程度,總比傳統媒介豐富。用戶透過互聯網接收新聞資訊的時候,儘管有可能受到他們既有政治立場的取捨影響,但總有較大機會偶然接觸到不同觀點的資訊。另一方面,我們在社交媒介建立朋友圈的時候,總不會只考慮大家的政治立場。我們在社交媒介的朋友圈,很多時候也包括家人、同學、同事等日常生活來往的人士,而大家的政治立場也未必一致。如果他們在社交媒介討論公共事務、轉發新聞資訊,我們也有機會從中得知另外立場的人持什麼觀點、有什麼想法,甚至互相討論。

當然,這種incidental exposure不一定會顛覆人們既有的政治立場,或徹底改變他們對某個議題的看法。更大機會是,它可以令人們的政治立場,和對某事務的看法之間的關係,並不理所當然。舉例說,美國的共和黨人普遍支持管有槍械。但是,作為共和黨人的基本立場,與支持管有槍械,未必是絕對相關的。共和黨人也有機會因為接觸到關於槍械政策的各種討論,而對管有槍械有所保留。

「國安法影響」民調與身分認同

放到香港的狀况,身分認同與對議題的立場,也一直高度相關。甚至有時候,表達身分認同也成為了宣示政治立場的方式。例如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市民,普遍比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更支持政府倡議的政策。在一些比較政治敏感的法例或議題上,「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分野有時會更加明顯。

例如,去年8月,《港區國安法》剛實施不久,筆者與其他大學的同事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樣本人數817),問到受訪者怎樣看這條法例對香港的影響。如果按受訪者的身分認同劃分,不同身分認同的市民對國安法對港影響的看法,就有十分深刻的差異。

從附表所見,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市民,普遍比較同意國安法會帶來負面影響,也較不同意法例會帶來正面影響。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市民,則在各個選項,都大概跟「香港人」持相反結果。這種結果分佈,正是剛才所講,人們的基本政治傾向,會跟他們對法例、政策及一些議題的看法,互相扣連。

網上接觸的新聞資訊有影響

但是在這個分析中,同時值得我們留意的是,人們身分認同與對國安法看法的扣連,會受到他們在網上接觸到的新聞資訊影響。從圖1及圖2所見(註),身分認同為「中國人」的受訪者,如果他們比較多在社交媒介「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睇到」是問卷調查中使用的用字,包含了偶然看到,並非主動搜尋的時事資訊),他們會轉為比較同意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同時轉為較不同意其正面影響。

同樣的情况,在身分認同為「香港人」的受訪者身上也有出現,只是程度比較輕微:如果「香港人」比較多在社交媒介「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他們會轉為比較不同意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同時轉為比較同意其正面影響。

沒有人是鐵板一塊

雖然問卷調查中沒有仔細問受訪者,有沒有在社交媒體遇到持相反政見的資訊,但是從問題設計及結果所見,我們不難推斷,人們使用社交媒介的時候,如果較多「睇到」有關時事的資訊,就有機會碰到其他觀點的看法,而影響到他們對某個法例或議題的看法。更重要的是,incidental exposure的影響,在兩種身分認同的市民身上都有出現。很多時候,社會大眾為了方便討論,往往以某種標籤或名稱簡化人們的政治立場。但事實上,沒有人是鐵板一塊的。社交媒介除了讓相同政見的人「圍爐」之外,它本身也是一個意見紛陳,讓不同看法的人可以拉近差距的場合。

註:變項「國安法的正面影響」為「可以令社會安定」、「可以令政治狀况穩定」、「可以令經濟更加繁榮」3個項目的分數相加;「國安法的負面影響」則是「影響選舉自由」、「影響新聞或言論自由」、「影響司法獨立」、「影響人身或財產安全」4個項目的分數相加;圖1和圖2的結果來自迴歸分析中的調節效果(moderation effects)。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階層、出生地、國族身分認同、每日閱讀報紙新聞的時間、每日收看電視新聞的時間、在社交媒介睇到時事資訊的頻率、在社交媒介討論政治的頻率、加入社交媒介與時事相關群組的頻率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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