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德國大選，在綠黨（the Greens, Die Grünen）和自民黨（FDP）共同獲得逾200席（210）國會席位，超越任何一個傳統大黨——基民盟/基社盟（CDU/CSU，196席）和社民黨（SPD，206席），成為造王者，亦已宣布組成聯合陣線和兩黨談判的當下，備受年輕選民歡迎的綠黨-自民黨同盟，將為德國溫吞的外交和老朽的經濟產業架構帶來改革之風。
德國人的一票 投給了歐洲和改革
默克爾16年間治下的德國，由世紀之交的歐洲病夫變成今日歐盟核心領導者，成績斐然。然而，要繼續這份繁榮，正如德國選民投票意向指出，需多方面的改革派接手，而默克爾的繼任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顯然無法帶給選民信心。看見今日德國對外面臨着俄國、中國甚至美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挑戰，而在內，福利制度的消弱和隨之而來逐漸拉闊的貧富差距，以及重工業結構老化、技術滯後和經濟缺乏創新動力等因素，便不難明白德國民心所向；執筆之際，雖然組閣局勢尚未十分明朗，數學上甚至大聯合政府仍是可能，然而，最大機會出現的仍是所謂的「交通燈」聯盟（「紅黃綠」，社民黨+自民黨+綠黨）三黨聯合執政，而三者均要求德國在不同程度於外交上更為貼近歐盟，並在科研領域上投入更多資源——可以說，德國人的一票，投給了歐洲和改革。
外交：親歐盟、遠中俄、改革德美關係
要說這次選舉的結果對於德國新政府往後最大的政策轉向，受影響最深的必然是外交和防衛政策。默克爾執政後期，作為歐盟其中一個最為親美的國家，實際上德國已有一定跟隨和配合拜登政府轉向印太地區的努力，然而最大的問題，仍是新政府如何在歐盟框架下，與中俄這兩個和德國同時存在重大利益和威脅的強權交涉，同時在特朗普治下的美歐外交焦土中，重新尋求到共識。
目前，對於印太地區，德國不但已在2020年9月公布自家印太政策，布蘭登堡級巡防艦拜仁號（Bayern）也會代表德國海軍自2002年來第一次進入東亞（南海）水域進行巡洋及訓練活動之餘，柏林政府和澳洲與日本等美國印太盟友以及東盟的防衛戰略伙伴關係，亦在默克爾執政最後一年確立。近日拜仁號嘗試訪問並在上海登港，被中國理所當然拒絕，甚至有柏林政府「硬起來了」刻意挑釁求仁得仁之感。在荷蘭、法國兩個歐盟海權大國之後，同樣作為歐盟領袖的德國跟進設立印太政策有着頗大意義，亦是今年歐情咨文中歐盟執委會和歐盟外交高級代表宣布的歐盟印太戰略的前設。
然而，在實際執行，也就是軍事活動和支出上，德國政圈主流卻未必如外界預料般活躍。雖然，紙面上所有主流政黨（「紅綠燈聯盟」甚至基民盟/基社盟）都支持歐盟聯合軍團的建立，然而，各方在條件和時間表上均有不同落差。軍費方面，德國政界談及近年地位尷尬的北約，它指定的2% GDP軍費指標亦受綠黨抵制，最大黨社民黨亦對此不置可否，反映德國民間仍殘留着一定的對於軍事支出條件反射般的抵制。
猶幸，起碼所有德國主流政黨都支持在歐盟層面廢除外交問題上的國家一票否決權，讓歐盟未來不需要再面對類似匈牙利「一夫當關」否決歐盟對俄羅斯聲明譴責的尷尬局面。
但另一方面，在對俄關係上，雖然所有政黨均支持歐盟整體繼續對俄制裁，然而，在關鍵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問題，卻只有綠黨和自民黨有明確的抵制。近日德國能源價格飈升，疑似俄國通過「俄氣公司」（Gazprom）控制歐洲天然氣供應去影響歐洲工業產出的情况下，未能擺脫對俄化石能源的依賴，仍是德國和歐盟外交之間的一個缺口。
同樣地，對於政圈影響力極大的德國重工業（福士汽車(Volkswagen) 2019年四成的銷售來自中國）對中國出口仍極依賴，儘管所有主流政黨都將北京政府視為競爭對手和系統性利益衝突的源頭之一，然而經濟出口的依賴，仍將德國牢牢釘在歐盟對華光譜上更為鴿派的一端。
總括來說，大致上可預期，新的德國政府會比默克爾的路線走得更前一些，在歐洲整合上更進一步之餘，亦有和美國重新建立新的跨大西洋關係之默契。然而，對於習慣了自戰後數十年均毋須過多干涉全球事務，就可享經濟紅利的德國人來說，要他們接受柏林政府過渡到一個在外交上更為自信、主動的角色，仍需時間。
新政府必須解決的內政和經濟隱患
這次大選的「勝者」是屬於工人一方的社民黨，以及主張綠能改革、工業創新的綠黨和自民黨，並不意外，德國選民以默克爾退場為契機「換馬」選擇改革一方，其來有自。
儘管默克爾的基民盟/基社盟治下的德國，從世紀之交的超過一成失業到近年幾乎是全民就業，國民可支配所得亦屢創新高，然而，在缺乏大型工會支持的行業如醫療、一般服務行業以至數碼服務行業的工資待遇和就業保障都非常低。數據指出，五分之一的德國勞工只有短期工作；以富庶聞名的德國，有約1300萬人，包括約300萬兒童，被政府歸類為「貧困人口」——實際上德國的貧富懸殊頗為嚴重，一半德國國民掌控了德國99.5%的財富之餘，雖然在G7之中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排行最低（0.289，2018年數據），然而這數字在富裕的歐元區中也不過中規中矩。以提升全國最低工資和對富人徵收更多稅項為主要政綱的社民黨勝出這次大選，除了「獲益於」基民盟/基社盟的拉舍特在電視公開辯論上就這些政策的攻擊，也代表了民意對於社民黨這次大選主打社會政策和對基層「尊重」（Respekt für Dich）政綱的回應。
貧富懸殊以外，默克爾政府為數不多的執政「硬傷」，可以說是她並無在能源政策方面帶領德國做得更多。除了對於天然氣方面的堅持（見北溪二號輸氣管）以外，德國亦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大的污染國。今年，在全歐天然氣價格自1月起暴漲250%的背景下，多達30萬戶德國消費者面臨高達11.5%的能源費用支出增長；仍依賴化石能源的德國工業出口同時亦受高能源成本的影響，德國工廠的出廠價格按年升幅，已達1974年以來最高。以綠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為「骨幹」的綠黨，在將實際領受到環境污染惡果的高學歷年輕（25歲以下）選民之中大獲全勝，和自民黨一道遠超社民黨和基民盟/基社盟，實屬意料之內。
綠黨和自民黨雖在向誰徵稅方面有分歧，然而兩黨有個共通點，就是認同德國必須在科研和創新政策上更進一步的投入。的確，根據歐盟的「數碼經濟與社會指數」，德國政府在為國民提供網上服務上，在歐盟27個成員國裏面排行20；新冠疫情更揭示了一個尷尬的、落後的德國：許多學校缺乏電腦等設備（2018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統計，德國學童在學校大概每10個僅配有6部電腦）；根據全球性網絡測試服務網站SpeedTest的數據，2021年德國的手提電話網絡速率僅排全球第26，固網寬頻更僅排第37。這在現今的5G世代顯然不足。
除了數碼化嚴重不足，德國經濟還有另一個急需解決的隱患——德國人引以為傲的汽車出口業正逐漸落後於世界：電動車銷售量在全球崛起，主流市場正為中美廠商把持，德國不但難以與Tesla、比亞迪和XPeng（小鵬汽車）等在電動車市場競爭，歐洲市場對於電動車持續加大的需求，更有直接威脅到德國廠商本土市場之虞。這問題是結構性的——德國工業其中一個最大優勢，在於有大量優質中小企可補足大企業的全球供應鏈，所謂的「Hidden Champions」——然而，在電能車的世代，汽車生產對於零件供應的需求減少，這些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必將更受壓榨，德國的汽車工業迭代必須有政策的導向。
主張在保障德國目前以內燃機引擎為主的汽車產業之上創新（如發展使用其他合成燃料）的自民黨，在這一部分和更為激進、同意歐盟主張必須全面禁止內燃機車輛的綠黨雖有分歧，然而雙方在加大科研投資以助德國工業上有頗大的共識。尤其是自民黨，他們倡議設立獨立的政府創新研發機關German Transfer Association去辨認出有潛力的科研計劃並提供資助。工業創新、綠能等工業政策的創新，以及作為德國多年來富足代價，愈趨狹窄的福利制度的補足，成為了這屆大選的最大公因數。
成熟公民社會的一份保守
德國作為一個趨求穩定的富裕民主經濟體，選民們更着重於內部政策的走向是理所當然。但這一份保守並非犬儒的抱殘守缺，更非對於民粹主義空想家的「狗哨」（dog whistle）口號的盲從，而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通過理性思考去改變執政者，所投下的一票。默克爾領導的偉大的16年已經過去，接下來的德國在她建立的根基上，將從內到外全方位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