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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現實下「一國兩制」的轉折:樂觀?悲觀?(文:張炳良) (09:00)

6月29日我在《明報》觀點版發表了〈後2020香港:變與不變〉一文,勾勒香港變局,指出「一國兩制」面對九七回歸以來最大的挑戰和變數,但仍是國家和香港唯一的選項。我由今天文章開始,撰寫若干「後2020香港」系列評論,從管治角度,探討香港現處轉折點、社會深層次矛盾、民主派前路、建制派再定位、行政主導和改革,以及經濟轉型等課題。

中央重訂基本點

二次過渡,中央重訂基本點,包括:(1)不能挑戰「一國」及國家安全;(2)中央全面管治;(3)愛國者治港;(4)香港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5)立足大灣區,港深加強合作;(6)徹底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上述要求並非全新,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早有部分論述脈絡,一些因應形勢重新表述,加強力度、緊縮尺度,以前隱晦的現在說得明白,曾有的灰色地帶今為勢所消失。

官商專社、建制泛民等政治板塊,重新洗牌,說白了,皆因中央對香港的「忠誠」存疑。有曰撥亂反正就是收緊政治、保持經濟自由、整頓意識形態。中央修正對港政策,有迹可尋。至2019年爆發政治危機,香港內部撕裂、分離主義擴散,挑戰「一國兩制」底線,且外力介入,美國「圍中遏華」,以香港之亂衝擊中國政權和制度,使北京深感顏色革命威脅國家安全。

近年亂象可追溯至回歸後各方未好好珍惜「一國兩制」下得來不易的歷史妥協和矛盾統一,不善於政治「園藝」(gardening)之術。《基本法》留下兩個未解的基本問題,即雙普選和國安立法的落實,一直困擾本地政治。而且,治港思維保守內向,拙於開創新局,又怕動輒得咎,失去拼搏突破精神。泛民陣營沉迷於防守及我城中心主義,目光短淺,因小失大;而建制派角色模糊、重政治正確,官僚系統過分因循、不夠進取,工商專業守業性強但創新不足。加起來造成一個拖拉式僵局,不認真面對挑戰,只吃老本。

2019年是香港理性的黃昏:官方危機處理進退失據,抗爭者只知勝而不知敗,讓撕裂加劇;反對黨派弄不清欲搞改革還是一場回不了頭的革命;社會發高燒,起哄亢奮下甚至專業與政見混淆,批判與癱瘓政權成一線之差。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制度倒退,優勢變劣勢。

擺脫兩極宿命觀

中央出手,鎮住了局面,但後遺仍在。若不致力復和、修補裂痕,則香港或長期陷於「一個社會、兩個生活世界、兩種宿命觀」。

悲情者抵制政府,認定香港沉淪、再無港人治港、只剩下專制,有鬱鬱寡歡、意志消沉,更有終日唱衰香港,構成其中一種宿命主義。另一頭的極端思潮,處處質疑香港過去賴以發展的制度和價值,認為公務員敗事、司法不可靠、精英缺乏忠誠、政黨和議會誤事、教育出事、媒體鬧事,好像香港什麼都已不行、只能靠中央,內地城市什麼都比香港優勝,何嘗不是另類宿命主義、對港人治港投以不信任票?

兩類宿命主義若成立,則香港的確再無可作為。但現實世界是複雜的,有危有機。要擺脫宿命觀,須先重新檢視走過的歷程,弄清哪裏出了問題,什麼是真問題、什麼是假命題,而非事事想當然、陰謀論,否則找不到實在出路,更把嬰兒隨洗澡水一併倒掉。大亂後求大治,但結果不盡必然。前路挑戰多着,勿以簡化修辭輕輕帶過,徒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樂觀,也要摒棄盲目的悲觀,實事求是,汲取教訓,才談得上真正重新出發。

往後發展三大要素

香港往後發展,受三大要素左右:(1)香港化解內部矛盾的能力,即治港體制和質素;(2)站穩國家利益,貢獻香港所長,取得中央對香港價值的肯定;(3)應對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發揮好「中國香港」的作用,不自我孤立,維持自由開放,海納百川,廣交朋友,且要超越英美澳等傳統海外聯繫,因為AUKUS打擊中國,也會針對香港。港人須走出身分困惑,本土與國家不應對立。中央愈對香港放心,香港才愈有自由和自信,「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普選和國安立法兩個長期問題,都已為急變形勢所「解決」,今後似再無懸念。不過,民情暗湧未散,追求民主之心不息。雖說國家安全和愛國者治港已成主軸,但不自動帶來良政善治,仍須靠實幹和重返群眾之中,並改革治理制度,贏回民心。管治路途崎嶇,慎防情急下矯枉過正(overkill),衍生新矛盾、新怨氣。

無奈香港已陷入顏色社會,黃藍互相否定,過去的「和而不同」、各自表述的自由包容,逐漸失落,這才是香港走下去的最大憂慮。亂象已見,缺失亦知,但需明白治或亂乃開放必有之可能,關鍵是善用開放、善於疏導,靠陽光而非北風讓市民把心扉打開,同心並行。中央要走出直管和不直管之間的尷尬,堅持港人治港,理順問責。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

「分配」危機日益嚴重,近年明顯反映於住房、貧窮、社會流動等問題,雖然並非政治撕裂的主因,但確加深人們對「一國兩制」的懷疑,以及對特區管治的怨氣怒氣。部分年輕一代只見disenfranchised(票權失落)下再dispossessed(生活上被剝奪)的噩夢,助長身分政治走向極端甚至暴力。

香港已到大改革臨界點,「如何變革」涉及視野、政策和凝聚社會的能量。經濟民生固然離不開政治,但政治也有其義理邏輯,故對過去兩年的政治動亂和管治危機,須有正確而全面的認知。若以為聚焦解決社會分配、避開政制問題,就可長治久安,過於一廂情願。現實上,政治之結解不了,社會深層次矛盾也難全城一心去解決,這是迴避不了的循環。去除泛政治化不等於去政治化。

多元利益社會必存在分歧分化,正規政治要起疏導整合作用,需悉心發展。當正規政治失效,才會造就極端化以至挑戰體制之舉。維護體制秩序靠懂政治、處理好政治。這一點往往是不少未經政治洗禮(包括選舉)的行政官僚和只視公務為服務或爭取名位的人難以掌握的。

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

過去10年(特別是「佔中」後)的亂,在「一國兩制」下,不是一般的動亂或顛覆,中央的回應也不是一般的平亂,最終還是回到「一國兩制」。回歸時的假設再難以立足,日後模式是新條件的「一國兩制」。大環境已變,在國家的制度自信下,已進入由兩制競賽(鄧小平時期曾說)變成另制配合主制的格局,而國際地緣政治下,只有國家好香港才好,對此港人要心中有數。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冒起是怎樣的新時代,市民要坦然面對,並參與塑造。往後香港,究竟只具殘餘價值,還是仍有無限風光,港人應不亢不卑。樂觀與悲觀乃同一銅幣之兩面,香港尚有不少經濟和社會資本,視乎能否善用。在消極和積極不同劇本之間,有人悲觀而去,更多人留下再闖,容或由低點再出發。窮途未致末路,柳暗可以花明,後2020香港,進入大時代的抉擇和考驗。

(「後2020香港」系列之一)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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