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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立陶宛關係緣何陷入困境?(文:孔田平) (09:00)

中國與立陶宛建交已近30周年,本來兩國應當在喜慶氣氛下迎接兩國建交30周年,令人遺憾的是「中立關係」波折不斷,喜慶氣氛蕩然無存。5月22日,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7月,立陶宛官方公然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此舉直接挑戰一個中國原則。8月10日,中方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中立關係」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危機。8月27日,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議會及歐洲議會的外委會主席罔顧是非曲直,公然顛倒黑白,發表支持立陶宛和譴責中國的聯合聲明。

西方國家對華關係消極因素增加

立陶宛對華關係的變化與國際形勢變化的大背景密切相關。近年來,國際秩序進入了劇烈變動期,西方國家對華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履行其競選諾言,奉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美國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動用各種手段遏制中國,中美關係走向惡化。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爆發使中美關係雪上加霜,兩國戰略互信喪失殆盡。特朗普政府推動美中脫鈎,美中對抗涉及到諸多領域,從貿易到技術,從教育到媒體,從人權到安全。美國竭力向其歐洲盟友散佈中國威脅論,呼籲歐盟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

特朗普政府試圖拉攏中東歐國家對抗中國,使中東歐國家成為新冷戰的前沿陣地。特朗普政府與中東歐國家簽署5G安全協議,禁止中國公司參與5G網絡建設。2020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還為行將訪台的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Miloš Vystrčil)撐腰打氣,讚許維斯特奇爾的「勇氣」。

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視台灣為遏制中國的走卒,在台灣問題上動作頻繁。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宣布取消美台官員的往來限制,拜登總統邀請台灣當局駐美代表出席總統就職典禮。今年4月,美國國務院公布新版對台交往準則,放寬與台灣的往來。5月,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推出一項加強美國同台灣關係的法案,鼓譟美國國務院與台灣磋商,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為「駐美國台灣代表處」。

近年來,歐盟一方面面臨英國脫歐危機,另一方面試圖重新界定其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2019年3月歐盟出台新的對華戰略,將中國定位為歐盟的「合作伙伴」、「談判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對手」。同月歐盟出台投資審查規章。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將其領導的歐盟委員會界定為「地緣政治委員會」。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希望歐洲與美國合作,遏制中國的影響,歐洲面臨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壓力。在國際環境變化的背景下,歐盟開始追求「戰略自主」。歐盟對華政策試圖追求價值與利益的平衡。

立陶宛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

在西方國家對華關係消極因素增加的背景下,立陶宛的對華政策出現反轉。首先,立陶宛對華認知發生變化,將中國視為安全威脅。2019年,立陶宛國家安全部和軍情部門發布的《2019年立陶宛國家威脅評估》報告首次將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2019年之前,立陶宛對中國投資克萊佩達港(Port of Klaipeda)擴建抱有很大期望。但到2019年立陶宛的態度發生變化,新當選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Gitanas Nausėda)強調對中國的投資需要仔細考慮,因為中國投資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2020年立陶宛國家威脅評估》報告視俄羅斯和中國為最大的國家安全威脅。《2021年立陶宛國家威脅評估》報告指摘中國利用疫情擴大在立陶宛和其他國家的影響。報告認為中國奉行口罩外交,控制疫情相關的敘事。

立陶宛以反華行為吸引美國關注

其次,立陶宛不惜以反華行為取悅美國,吸引美國關注。立陶宛作為北約成員國,其安全依賴於北約。烏克蘭危機後,立陶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希望強化美國在波羅的海國家的軍事存在,應對俄羅斯的威脅。立陶宛智庫學者為美國保持對立陶宛的關注出謀劃策,其中涉及阻止中國在歐盟影響的擴大。2021年,美國對外政策研究所與立陶宛東歐研究中心合作聯合發布報告《重構立陶宛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Reconceptualizing Lithuania's Importance for U.S. Foreign Policy)。報告認為,立陶宛的重要性將不再那麼依賴於俄羅斯層面和歐洲-大西洋聯盟在後蘇聯空間的進一步擴大,而是更多地依賴於它在歐洲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幫助美國的亞洲事務再平衡,並為能源、供應鏈和環境安全做出貢獻;現在的挑戰是將中東歐,特別是波羅的海國家(包括立陶宛),定位為能夠支持美國議程的重要地區。

在中美關係緊張的背景下,立陶宛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惜以反華行為討好美國,吸引美國的關注。美國日益利用台灣作為遏制中國的棋子,立陶宛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設立「代表處」,以此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民進黨當局也聞風而動,趁機拓展「國際空間」。在中國決定召回駐立陶宛大使後,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聲援」立陶宛,譴責北京的「報復性決定」。8月21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立陶宛外長蘭茨貝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通電話,布林肯表示聲援立陶宛,蘭茨貝吉斯表示「讚賞美國對立陶宛的大力支持和特殊的政治和外交聲援,同時抵制來自威權政權的壓力並捍衛民主價值觀」。

立陶宛政府更迭 加速對華關係惡化

最後,2020年立陶宛的政府更迭加速了對華關係的惡化。立陶宛大選提升了以祖國聯盟(Homeland Union)為核心的中右翼聯盟的影響力。中右聯盟在競選中提出立陶宛要實行「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立陶宛新政府傾向於對中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等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對所謂「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台灣則抱有親近感。4月,立陶宛外長蘭茨貝吉斯透露,立陶宛基於人權、民主和法治原則評估對華關係。正是中右聯合政府推行價值觀外交,違反一個中國原則,損害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中立關係」才陷入困境。

與歐盟一國關係惡化 不意味中歐關係整體惡化

中歐關係是21世紀最為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一,不僅涉及中國與歐盟諸多機構的關係,而且涉及與成員國的關係。中國與某個歐盟成員國關係的惡化,並不意味着中歐關係的整體惡化。雖然中歐之間的相互制裁增加了雙邊關係的困難,《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暫時擱置,但是中歐合作的動力猶在,中歐在推進務實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促進綠色轉型、應對新冠疫情,以及維護國際秩序穩定上,仍具有共同利益。處理多領域、多層次、多種關切的複雜的中歐關係,需要中歐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年9月的德國大選和明年4月的法國總統選舉,有可能為中歐關係帶來新的變數。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背景下,發展穩健的中歐關係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歐盟個別成員國的不智之舉不應當阻礙中歐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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