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後疫情時代的「Hong Kong in the GBA」 (文:馮健鵬) (09:00)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世界上出現了「清零」和「共存」兩派防疫策略,勢必深刻影響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格局。香港要與內地通關,就必須採取「清零」的措施;要聯通世界,就要面對一些地方「共存」的現實。這彷彿令香港陷入了某種夾縫之中;但這種處境也有可能成為香港聯結中國與世界的新機會。在經貿關係和社會民生並重的前提下,大灣區(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GBA)架構為香港實現這一可能提供了便利和優勢,而作為「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也將是「Hong Kong in the GBA」。

香港彷彿處於「清零」「共存」兩派夾縫中

隨着新冠病毒疫情的發展和疫苗的研發使用,對於如何防疫已經出現了「清零」和「共存」兩派策略:前者以中國內地為代表,強調在外防輸入的同時實現零感染;後者則包括了歐美一些國家,主張在確保醫療體系正常運作的情况下與疫共存——當然這兩者都需要足夠的疫苗施打率,並且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動態調整,因此本文不打算評價這兩者本身的利弊。但顯而易見,這兩派差異性的策略如果長期延續,勢必會造成一個充滿分割和斷裂的後疫情世界,經濟、社會乃至政治格局都會深受影響。

在這種情勢下,香港彷彿處於夾縫之中:要與內地完全通關,就必須採取嚴格的「清零」措施,但這樣就要與世界上「共存派」的地方隔絕相當長的時間;如果要盡快接入「共存派」,則與內地的通關就遙遙無期了——兩邊都有巨大的利益,於是難免就在兩邊游移不定,想要兩全其美而不可得。例如最近宣布的「來港易」,雖可視為有限度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嘗試,但香港的防疫措施並未獲得內地的認同,因而未能獲得來港人士返回內地的隔離豁免,「來港容易返回難」,其效果可想而知是極有限的。

再思「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通道」

但是困境也會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香港在戰後經歷的繁榮,一定程度上也與處在當時世界兩大陣營的夾縫中、作為「聯結中國與世界的通道」有關。當然,現在的情况已經與當年有很大不同:中國內地並未放棄開放政策,反而強調要提高對外開放水準;香港也不再是世界殖民體系的一環,而是中國主權範圍內「一國兩制」的特別存在。因此香港無法直接複製當年的經驗,而是必須基於現實、重新做全盤的思考。

筆者曾經主張建立大灣區範圍的聯合防疫機制,並以此為契機推動大灣區機制向社會民生轉型。現在看來,這一思路對於推動香港成為後疫情時代中國和世界的聯結通道、重新找到香港的定位,也不無裨益。

必要時可在大灣區探索不同防疫措施

大灣區是中國經濟內外雙迴圈的關鍵連接點,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香港優勢明顯。大灣區所在的廣東省經濟總量長期居全國第一,貨物進出口總額也長期佔全國總額的兩成以上,即使在疫情期間也未受大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大灣區在規劃上也強調了國際化因素。疫情之下,以原本就外向型經濟發達的大灣區作為緩衝,在「清零」的同時保留一個與「共存」地區有效往來的管道,必要時還可以在大灣區探索不同的防疫措施和尺度,這些對於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香港原本就在許多領域具備了「聯結中國和世界」的基礎,而大灣區框架既能直通最高層、又能及時收到前線的回饋,大灣區在地緣上也可以成為香港的腹地,這些都增加了制度措施上騰挪輾轉的餘地,成為香港在後疫情時代有效聯結「清零派」和「共存派」的基礎。

大灣區聯合防疫機制 重在協商而非「一樣」

這種聯結的前提在於,無論內地還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能將香港視作合理的出境地點,而關鍵仍在於國家認可香港的防疫狀况和措施。因此,在當前「疫苗氣泡」的基礎上,大灣區整體的聯合防疫機制必不可少。聯合防疫並不意味着要採取完全一樣的防疫措施,而是建立常態化的溝通與協商機制,尋求對各自防疫資訊和措施的理解與認同,在面對國家相關部門時盡可能形成大灣區一致的意見,同時建立大灣區內部防疫措施的協調機制。在這個框架內可以達成許多防疫合作,包括協調相關概念(如「本地個案」、「密切接觸」等)的統計口徑,在此基礎上建立各種及時有效的資訊交流管道;盡可能地共用醫療和防疫資源,建立跨境疫情監測和防疫服務制度,在此基礎上讓「來港易」能豁免返回內地時的隔離限制而變得更有吸引力,等等。

防疫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這種聯合防疫也就不能僅限於商務和經貿,而同樣要關注日常生活和社會民生。也唯有如此,「Hong Kong in the GBA」才能更好地面對疫情給世界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中國法制研究計劃訪問學者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