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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鄭州水災看中國政治文化(文:劉銳紹) (09:00)

河南(包括鄭州)大水災,死傷人數至今未有準確數字,當地居民的怨言已接二連三地湧現。從官方公布的降雨量看,這次大水確有天災的成分,是多年一遇的。鄭州7月20日下午4時至5時降雨量達201.9毫米,相當於北京半年的降雨量。而且,各方已努力救災。不過,天災不能作為掩蓋行政失當的藉口,努力救災也不能抵消事前不作為的人為因素。不妨從已見的一些現象,看看有何必須檢討和興利除弊之處?即使毋須上升到政治的層面,但至少從行政管理和公關危機處理的角度,也有不少值得探討的地方。

(1)「千年一遇」只為轉移視線

據報道,河南水利廳在大水剛發的時候,曾表示這次大水是「千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但網民馬上指出,當局從哪裏取得5000年前的水災紀錄?即使是「千年一遇」,也無法比較。更有甚者,專家隨即舉出1975年河南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當年的降雨量更大(1小時最大218.1毫米,這次則為201.9毫米;72小時最大1606.1毫米,這次則為950毫米以上),死亡人數超過2.6萬。兩次大水明明相隔只有40多年,怎會把今次大水形容為「千年一遇」呢?這種表達只能令人感到,官方試圖把視線轉移到天災之上,藉此減輕人為錯誤的責任。

(2)預警通知不能取代行政措施

河南和鄭州政府表示,他們在水災之前已發出預警,呼籲各方做好預防措施,包括停工、停課。表面上,他們的工作已經做了,但預警不能取代具體的行政指令。

誰都知道,行政措施的頒布和執行必須由政府部門正式行動,而不能由各個單位自行決定(私人機構則可以)。例如,停課必須由教育當局宣布,政府機構停工和公共交通停駛也要由行政當局安排;下級擅作主張往往被視為「越權」,甚至會被追究政治責任。

如今,河南和鄭州發布消息時,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宣傳政府「事前已開了防汛會議,並作了預警」,其態度顯然有敷衍塞責之嫌,藉以減輕問責的壓力。這也間接證明中國的政治文化,只重視執行部門的直接責任,不重視決策層的間接責任;責任就此層層下卸,並形成「扯皮」現象,最後找個別人士承擔責任,跟着就得過且過,依然故我了。

(3)決策指示模糊不清而且矛盾

姑且把預警也當作一種必須的工作,但這次預警的內容卻反映不少矛盾之處,令下級部門難以適應。例如,據鄭州官方的指示,「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因地質災害、小流域洪災等引發的人員傷亡不發生,重要交通不中斷,城區居民家中不進水,城市局部地區不出現長時間積水」。這些指示非常明確,但引發的效果卻與防洪、防汛、防災的預期截然相反。

例如,上游水庫的負責人就是為了「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所以必須泄洪。其中常莊水庫黨支部書記趙潤濤和總工程師栗毓敏更表示,泄洪是唯一選擇,否則後果更慘。他們既按照科學態度反映實情,也按指示層層上報。可是,他們的權責卻不包括發出泄洪的通知,因為上報之後就要由高層決策官員決定和落實。結果,水庫附近的居民得知泄洪而疏散,但鄭州市民毫不知情。沒有找到鄭州官方關於泄洪的正式通知,只能找到7月20日上午10時半泄洪的報道。

更嚴重的是,不知鄭州交通部門和地鐵是否根據「重要交通不中斷」的要求,沒有馬上停駛,到後來水淹地鐵5號線時,已難以搶救,導致最少10多人死亡(官方數字)。這次「意外」的責任誰屬?目前未有明確定論,但如果「心繫群眾」的意識稍強的話,相信不會發生這次慘劇。如今看來,上級的方向性指示可能變成通向鬼域的大門,實在令人情何以堪!

順便一提,浙江(包括寧波市)最近也受到風暴襲擊,浙江省長鄭柵潔表示:下屬各部門「不能層層等命令」。也許他吸收了鄭州水災的慘痛教訓,要求下級部門靈活應變。可是,層層上報、等待上級決策的官場文化已經形成,並已根深柢固,能夠在短期內改變嗎?回想武漢爆發疫情之時,也是因為要層層上報,基層醫護人員不能隨便透露消息,才導致外界較遲掌握情况。如今,「不能層層等命令」一語,表面上是決策官員高瞻遠矚,但官場習氣不改,這又會否成為他們「話已說在前」的卸責言辭呢?

(4)中央對這次大水災的態度

回顧1991年的華東水災、1998年的長江流域水災、2008年的寒流和四川大地震、2015年長江沉船和天津大爆炸,中央領導人很快就到現場視察和慰問災民,但這次卻未見蹤影。按照內地官場規矩,一般會按照災難事件的嚴重程度、死傷人數、經濟損失等因素,決定由哪一級中央領導人前往現場。這也許是鄭州水災還未見中央領導人到場的原因之一。

可是,不少河南人和鄭州市民就問:李克強是以前的河南領導人,他的上升軌迹也跟河南有密切關係,不可能不知道這次災情的嚴重性。與此同時,習近平則在西藏活動和考察,容或此行對西藏和邊境穩定很有作用,而且此行代表習近平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已經走遍所有省市區行政區域(包括港澳,但不包括台灣),意義重大;可是,當人民想到河南災情的時候,感覺就不一樣了。

况且,在災情最嚴重之際,《人民日報》雖也有報道習近平的指示和救災安排,但7月24日報道以習近平的西藏行為主;同日《河南日報》頭版的版面,有一半左右跟人民日報的頭版一樣,講習近平的西藏行,在版面下方才有涉及河南防汛救災的新聞,這就更令河南人和鄭州市民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這種處理方法反映中國官場把政治正確放在首位,地方必須緊跟中央;在這種政治文化的驅使下,不期然地出現像文革期間「地方抄中央」的報道模式。其實,如果從公關危機處理的角度看,還有很多方法。例如,可建議習近平修改行程,或縮短西藏之行;也可建議其他中央領導人馬上到鄭州視察,撫慰民情;更可建議即使災情未到總理出馬的級別,但李克強可「回老家探望鄉親」,以示中央關注。可是,這些都沒有出現,若看近日人民日報頭版,只有「習近平下了重要指示」、「李克強強調全力做好防汛救災工作」等較簡短的新聞,到底什麼原因?不得而知。

總之,正面的力量要用在關節之上,否則積累下來的只有愈來愈大的民怨!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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