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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城市 必先做好「開放數據」(文:黃偉豪) (09:00)

和全球的眾多國際城市一樣,香港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劃,希望利用日益發達的資訊和溝通科技,來提升政府應對各式各樣都市難題的能力。但一個城市要變得有「智慧」,卻不能只靠科技,還需要數據。可惜在建立「開放數據」(open data)上,理想與現實仍然存在着一段距離,甚至過半市民依然對它一無所知。

智慧城市可以說是在當下最炙手可熱,但又是最被濫用和誤解的概念。智慧城市受到歡迎和力捧,完全不難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對科技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甚至形成了一股強如宗教般的魔力,認為它有助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與此同時,智慧城市背後必須依靠大量科技和資金的支持,涉及龐大的商業機遇,因此也受到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及矽谷的科技巨頭全力聯合推介。在這個配合了天時、地利及人和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成為了一個幾乎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的概念和題目。

智慧城市靠數據 「人」的配合成關鍵

有趣和諷刺的是,不少人對智慧城市背後的假設和實際的運用了解並不深,甚至非常有限,這便是造成智慧城市經常被濫用和誤解的原因。其中一個常見的誤解,是一面倒側向地只看見它有關科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和數據及人有關的一面,忘記了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冷冰冰、可以完全由政府一手由上而下推動的科技計劃。它的成功,也必須有人和社會條件的配合,包括了人對數據的認識和運用能力,及建立市民和政府的互信、有效的問責機制,促進數據互相分享,形成一個開放數據的文化和系統。

智慧城市並非一個只靠科技便可完成的計劃,而是要靠數據的配合,而數據的主要來源是人,所以人和社會的配合便成為了關鍵,亦提示了為何「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如此重要。智慧城市為何有「智慧」,全因它可以掌握足夠及大量的資訊,包括了即時的數據,作出決定。所以,智慧城市的核心元素之一是聯繫(connectivity),雖說當中所指的表面是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之間的機器與機器的互動,互相交換數據,但很多的數據仍是源自人,沒有了人的配合,智慧城市立即變得寸步難行。

智能燈柱被破壞帶來的警醒

舉一個重要也是曾引發激烈迴響的例子,這就是香港的智能燈柱(smart lamppost)計劃。智能燈柱和開放數據同樣是香港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兩者均被列入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Hong Kong Smart City Blueprint)這份重要的政策文件之中。智能燈柱會蒐集不同的數據,以用作分析並作出智慧的決定。例如它可蒐集人流及車流的數據,以制定有關交通及人流管制的措施,包括若人流多,可自動加長行人交通燈綠燈的時間,及把數據傳送至其他部門,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配合,這可以是在電台及互聯網等發放信息,呼籲大家減少到訪該地區。而若將來學似新加坡般推行電子道路收費計劃,更可實時地根據數據調整進入該區的收費。

但智能燈柱在一次遊行當中被示威者破壞的下場,成為了一個慘痛的教訓,警醒了我們人和數據在智慧城市背後所擔當的重要角色。若市民不信任政府,不願意把數據交給政府,即使是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資訊和溝通科技,智慧城市也只會面對重重困難,甚至功虧一簣。在這個位置上,便突顯了「開放數據」對智慧城市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要解決市民不願意提交數據的誘因問題,便是透過「開放數據」,把蒐集回來的數據,和市民共享,使到市民不再是單方面和被動地被蒐集數據,而自己也可以成為數據最終的主人翁。

香港現况:計劃與實際仍存距離

既然市民也可從數據中得益,亦可透過「開放數據」計劃更了解智慧城市的操作,在透明度和信心增加上,理論上,之前所提及對智慧城市的阻力亦會大幅減少。不過,香港雖然也有跟隨世界的大趨勢,建立了「開放數據」計劃,但市民對智慧城市等的計劃,包括仍然進行中的智能燈柱,存有不少戒心,原因是目前香港的「開放數據」計劃,在計劃設計與實際情况之間,仍然存在一段距離。

香港互聯網協會有一個「數據以人為本」(Data for People)的研究計劃,這計劃在剛剛上星期六,公布了一個名為「香港市民使用開放數據現况」的民意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9%的市民聽過「開放數據」,及僅有40%曾使用開放數據的市民對找尋數據的過程感到滿意。這反映「開放數據」在市民心目中的認知度不足,即使有使用過的市民,也感受到數據並非如想像中般開放、輕而易舉得到、容易掌握。

政府須了解市民需要

因此政府必定要急起直追。當然,它可能會辯稱它在「資料一線通」(data.gov.hk)的網站上已開放了大量數據,但這解釋正正跌入了研究「開放數據」的學者M. Janssen等,所指的不少政策制訂者所慣犯的迷思(註1)。這包含了「開放了數據後,成果和利益會自動產生」(The publicizing of data will automatically yield benefits)及「所有人均懂得使用開放數據」(Every constituent can make use of open data)。

要解決以上問題,M. Janssen等認為政府必須把數據變成簡單易用之餘,也要提升市民的「數據素養」(data literacy),增加他們理解和運用數據的能力,更應設立「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了解市民需要,才能保證所開放的數據是對市民有用,並非為開放而開放,以量取勝,濫竽充數。事實上,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研究報告中(註2),也把以上兩個原則,即數據的易用性(data accessibility)及政府對使用數據的支援,用作評估開放數據表現的重要指標。

要建立智慧城市,便要先能夠蒐集足夠的數據,並與全民共享,使整個城市均形成一個良好的蒐集、共享和運用數據解決問題的有效循環。開放數據的好壞,也決定了智慧城市的成敗。

註1:Janssen, M., Charalabidis, Y., & Zuiderwijk, A. (2012). Benefits, Adoption Barriers and Myths of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ISM), vol. 29, no.4, pp. 258-268.

註2:OECD. (2020) OECD Open, Useful, and Re-usable data (OURdata) Index: 2019. Paris: OECD.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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