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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連躺平、小確幸、慵懶生活的奢侈也沒有(文:周永新) (09:00)

內地最近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躺平」。躺平是什麼?我不太看內地網站,沒有深入了解。但看過一些專欄文章,指現時內地一些年輕人,工作了一段時間,職位和收入都相當穩定,但估計再工作十年八年,不似有晉升的機會,收入或許有增加,但要置業,內地城市的樓價如香港一樣,非一般打工仔可以負擔;於是,死了條心,減低自己的欲望,不再妄想向上流動、不追求奢華生活、不與他人比較、不為虛名奴役自己,只求平平淡淡過日子,空閒時找些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好像躺下來,一身舒暢。

躺平主義成為風氣令人憂慮

這種躺平主義,好嗎?從個人層面看,這種生活態度既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外人很難定對錯;但從社會層面看,當這種人生觀念逐漸成為風氣,實在令人憂慮!况且,國家正力求扭轉國運,擺脫200年來的恥辱和貧困,並邁向歷史上得來不易的繁榮和昌盛,又怎可讓這種頹廢的生活方式蔓延和滋長?內地政府能否改變這種躺平主義,我了解不深,難作評論。

不過,內地的躺平主義,倒使我想起10多年前在台灣盛行的「小確幸」。

什麼是小確幸?簡單來說,就是在當時台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台灣民眾普遍有種感覺:台灣的經濟再不如1980、90年代般高速發展;台灣已是小康社會,民眾生活穩定,與其再努力找「賺大錢」的機會,或在職位上拚命更上一層樓,不如安安穩穩保住已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工作、社交網絡、生活習慣等。簡單一句,就是保持現狀,為自己擁有的感恩,不再奢求虛名、榮華和富貴,反過來看重自己心靈的平靜、人際間的和諧,和與大自然的融洽。

台灣小確幸是為自己擁有的感恩

這樣解釋台灣小確幸或許有點抽象,我可用以下例子說明:大約10年前,我到台灣日月潭附近的暨南國際大學出席學術會議,碰上20多年前在台灣教過的研究生;有一次,他們邀請我到大學附近的埔里鎮午膳。午膳的餐廳佈置簡約,但一枱一櫈、牆上的裝飾,看到餐廳主人花了不少心思。學生對我說:餐廳由一對退休夫婦經營,他們原本在台中市有穩定工作,收入也不錯,但感覺工作累了,子女也長大,於是提早退休到小鎮經營餐廳,也在附近找到房子居住。他們經營餐廳並不是為了賺錢,不虧本就是了;他們沒有僱用伙計,餐廳可容納10多位客人,一切煮食由他們兩人包辦,沒有菜單,客人來了才知今天吃什麼,也只做午市,沒有晚餐。但因為食物十分新鮮,客人在這裏進食感覺如家中用膳,所以生意不錯。學生還說:他們夫婦兩人有自己的喜好,有時候想出外輕鬆一下,還會停業一個月,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

以上例子或許沒有什麼代表性,我相信收入不多的台灣居民,為了生活很難有這種選擇。但心態上,看來不少台灣民眾都有這種願望:與其不斷拼搏,不如確實的抓着自己已有的幸福,營營役役為的又是什麼?經濟上,台灣已是相當發達的地區,再急速發展,只會對環境造成更大破壞,也不見得會給台灣民眾的生活帶來更大滿足。因此,「小確幸」的觀念油然而生。

2006年香港出現M型社會危機

香港有沒有出現內地的躺平主義,或台灣的小確幸?我想是有的,而且很早便出現。回歸後,香港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停滯不前,失業率持續上升,2003年有「沙士」,香港經歷60多個月的通縮,工資不斷下降,連綜援人士領取的金額也要削減。到2006年,香港經濟稍微好轉,我比較了當年和10年前的收入分佈,發覺月入6萬元以上的就業人士多了,月入2萬元以下的也增加,且增加更多,可見中等收入人士減少了。那時,我剛讀了日本學者大前研一《M型社會》一書,於是應用他的理論,提出香港正面對M型社會的危機。

香港是否出現M型社會的現象?當時在社會上掀起一些爭議,但我所以引用大前研一的理論,其實是要指出:不少中等收入人士,開始發覺他們在工作上的晉升機會已大不如前,收入雖然穩定,但工作好像已到了死胡同,就算他們有決心轉到其他工作,也不見得會比現在的職位更有前途;因此,他們目前最要做的,是避免自己向下流動,從中等收入變成低收入階層,也要降低自己的欲望,滿足於自己已經擁有的。這種生活態度,與內地的躺平和台灣的小確幸,又有什麼分別?

年輕「貧窮新一族」上流無望

或許有意見認為:這種不求上進的人生態度,消極得來且有點慵懶的意味。到2011年,我發覺那年「7.1遊行」的人數,是2003年以後最多的,而據傳媒的報道,超過半數參與遊行的群眾是年輕人,年齡介乎20至40歲間,其中80後尤佔多數。當時,我查看香港就業人士的入息分佈,發覺月入1萬至約2萬元的超過100萬人,佔整體受僱人士約三成;而深入一點分析,這100萬打工仔,一半以上在35歲以下,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也佔多數。

我當時的想法:這些出來遊行的年輕人,他們為什麼這麼不滿?原因有很多,但他們收入不足應付支出,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應是主要的原因。我對他們的狀况作了一些分析,並且發表了一篇文章,稱這100萬打工仔是「貧窮新一族」。月入萬多元還算是貧窮嗎?這是10多年前的情况,當時劏房月租大約在3000元間,樓價已超過1萬元1呎,就是年輕夫婦各月入1萬多元,置業是無望的,要住得好一些,也要用去他們收入三分之一。我所以形容他們為貧窮新一族,因為他們雖在「貧窮線」之上,但他們的生活並不比低收入人士容易;他們理應爭取向上流,但現實對他們說:上流是無望的,能夠保有現有的一切已十分幸運,所以與其無意義的拼搏,不如滿足於現狀。但他們甘心嗎?

10年過去,今天的情况又如何?翻看2021年第一季每月就業人士的收入分佈(不包括外傭),月入1萬至19,999元的,共117.84萬人,佔就業人口35.8%,也就是每3個打工仔,有1個在這範圍之內。對這群名義上並非貧窮、實際上卻是貧窮的市民來說,他們能夠看到自己未來5年、10年,或更長時間的光景嗎?有意見認為,在今天後物質時代的社會,或許不應再談什麼向上流,找到自己的生活滿足就應該感恩。

不過,在香港這樣生活逼人的環境裏,就是不想向上流,也得努力避免自己向下流。我擔心的是:不少港人早已失去對前景的盼望!對他們來說,內地的躺平、台灣的小確幸,就是慵懶一些的生活方式,已是太奢侈了!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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