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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遠到近的香港與內地關係 ──中共建黨百年隨想之三(文:劉銳紹) (09:00)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由遠到近,由影子到真實。100年,彈指一揮間,但要談的事很多。本文只能略談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事件,說明香港與內地關係如何發展和應該怎樣處理。

(1)執政前──利用、善用、盡用香港

中共建黨初期,發展重點都在內地,與香港關係不大。直至1931年,蔡和森奉調回國,3月被派來港,目的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而不是在香港發展黨務。不過,他很快就被告密和被捕了。1936年,即使已有中共黨組織,但當年下半年才開始在港發展黨員,而且十分低調;一年內,只發展30人。由抗日開始,黨員才明顯增加。

之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雖有部署,但屬個別事件。例如,周恩來1927年「南昌起義」後負重傷而亡命香港,在油麻地廣東道秘密養傷。1920年起,鄧小平5次經過香港,曾用化名「鄧斌」,還偷學無線電,準備在廣西搞秘密電台。中共在香港發展黨組織後,最重要的事件算是1938年廖承志奉命來港,以經營茶葉的「粵華公司」作掩護,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接收海外華人的抗日捐款和物資,並宣傳中共政策。

除壯大自己之外,還支持同路人。例如,梁漱溟來港出版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中共范長江在關鍵時刻親送4000元。更重要的是,1941年中共秘密大營救,把鄒奮韜等知識界精英送回內地,保護了一批有生力量。

可見,在中共執政前,香港曾是一些中共高層的活命和行事之地,有利於它的發展。在此期間,中共非常懂得利用、善用和盡用香港,包括如何處理與港英政府的關係,願意低調合作,必要時退讓,以求生存發展。此外,中共開展其統戰工作,尤其是政商界人士,此乃典型的務實主義。我概括為「互借東風,進退有度」。至於它與香港民眾的關係,則局限在宣傳和爭取認同之上。

(2)香港回歸前──理性與盲動並存

1949到1997年,中共的對港政策有理性的一面,也有盲動的一面。它在上台時決定不收回香港,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延續香港對它的實用價值。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它與港英政府的關係總體不錯。例如東江之水越山來,顯示一箭雙雕的親和力,加強與港英政府合作和拉近香港民心;在1966年的「天星碼頭事件」中,中共也認同港英政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1980年代跟英國會談香港前途問題時,政策和策略也是務實的,「一國兩制」的初心和表述也是溫和的,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我的親身經歷,我相信它當時的真正心態是求變和改革,因為它經歷了文革的重創,如不努力翻身,將更一敗塗地。

不過,中共盲動之時也對香港和自己造成嚴重的傷害。1967年,它在香港推動「六七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毋庸諱言,這是它與香港民心的一個分水嶺,改革開放之後稍為修復,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來一個大翻覆。

在在說明,中共與香港和港人民心的關係,取決於:它能否理性處事?它能否減少政治化?它能否多一點親和力?或者說,能否以親和力、吸引力和柔性政策為主?即使從它的利益角度看,需要強硬或軟硬兼施,但行動上能否像毛澤東所說「有理、有利、有節」?都是關鍵的問題。

(3)回歸後──相見與同住的矛盾

細想回歸頭6年,即1997至2003年,中共希望對港無為而治,真的比較放手。一、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是可行的;二、向世界宣示中國真的改革開放;三、當時經濟還未起飛,借助香港的程度比今天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兩制」的摩擦漸多,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况開始有另一種判斷,兩地對「兩制」的理解分歧浮現。加上其他外部因素在轉變,例如台灣表明不接受「一國兩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增加在港活動;「港獨」抬頭。港人則認為北京沒有兌現普選承諾,並收緊治港政策。2014年「雨傘運動」後,裂痕愈大,發展到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各種碰撞已是避免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各有各的說法。作為陪伴和協助孕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出生的過來人,我感到心如刀絞。自問曾經與其他有心人一起嘔心瀝血,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協助各方溝通,趨吉避凶,但現實中仍然碰得頭崩額裂,避免不了無謂的傷害;尤其是看到年輕一代,彷彿重複着以前我輩經歷過的某些慘痛片段,頓時啞口無言,心碎化為飛灰。

我有一個比喻:回歸前香港與內地是分開居住的一家人,所以「相見好」,回歸後搬到一起,於是「同住難」。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保持距離還感到可親?愈接近卻愈多摩擦?就像看畫,遠觀可以多角度鑑賞,近觀卻容易發現瑕疵。再細想香港與內地的摩擦,一來因為過去互相了解不足,二來因為遇到問題不懂怎樣互相磨合。就像鹹淡水碰在一起,鹹水不會稀釋鹹度,而淡水又不想變鹹,但已經混和了;可是鹹淡水畢竟不能煮成可口的飯,跟着就無飯吃了。

(4)放下沉重包袱 各方馬上補課

不過,我不想甘於現狀,仍然冷靜思索:眼前雖然不能取得一致看法,但局勢已相對平靜,官方不是說已經「由亂轉治」嗎?那麼雙方就要懂得「放下」,把「放下」作為新階段的起點;而「放下」(包袱)的下一步,就是要「互相補課」──大家都要補上過去互不認識的一課,還要在空白的課本上寫下新的和充實的內容。年輕人要避免碰撞受傷,要盡快把心中的先鋒作用轉化為後繼的建設力量。最近,一些社工朋友安排我協助「執仔」,就是跟年輕朋友交流,我義不容辭,因為我真的不忍心留待日後在牢房裏才跟他們對話。

要創造新起點,作為有公權力的一方,大可放下家長式的硬面孔和冷鼻孔,因為正如他們所說:「局勢已基本受控。」既然如此,就要思考新的方法,毋須繼續側重高壓,更不要再受推波助瀾的人干擾和影響,因為他們都各有私利。須知今天相對平靜的背後,是「頭上流血,心中淌血」的沉重代價,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况且,建黨百年之後,還有很多工作在前,何必繼續內耗,讓外人哂笑呢?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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