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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猶豫成因多面睇(文:阮穎嫻) (09:00)

至6月25日,香港完成首劑疫苗接種率約28%(參考Our World in Data;港府數據為約31%),低於加拿大(67%)、英國(65%)、以色列(64%)、意大利(54%)、美國(53%)、德國(53%)等許多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很多不夠疫苗,香港卻是有疫苗無人打,商界幫助「谷針」前,接種率甚至只得約18%。

香港衛生專家應參考「疫苗猶豫」研究

這個現象稱為「疫苗猶豫」。「疫苗猶豫」的定義一開始不很清晰,不同研究的界定有差別。疫苗猶豫是介乎「決心要打」及「決心不打」之間,市民可能會拒絕某些疫苗,但接受其他疫苗;他們會延遲接種疫苗,但可能最後也願意打。由於「疫苗猶豫」有心理、信念與知識上的因素,有多少人「猶豫」不容易知道,而且並不是用疫苗接種率就可以計出來。也有人制定了「疫苗猶豫量度方法」,為他人使用。

「疫苗猶豫」是一個學術研究題目,從父母不願帶小兒接種疫苗,醫護不願打流感針,到近來的肺炎針,也有人研究。香港有學者做「疫苗猶豫」的研究,所以我非常錯愕為何有公共衛生教授大罵「港人應對沒有為群體免疫作出貢獻而感到羞愧」。研究早已做了多年,不是香港獨有現象,外國都有,而香港的反疫苗思潮其實一直比外國為弱,請問教授對相關研究的態度是否「我唔知、我唔理」?

「疫苗猶豫」在醫護中也不罕見,何况是市民。負責任的公共衛生專家,應該理解背後原因,對症下藥,而不是辱罵港人,降低市民對公共衛生專家的信任,致事倍功半。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講得出「本港疫苗猶豫十分嚴重」,反而顯示她有這方面的知識。

以下是我看過40篇與「疫苗猶豫」相關的論文後,綜合得出一個大概的解釋及相關因素。

「疫苗猶豫」可以從各個層面理解。首先,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影響對疫苗的觀感。這意味着不同的因素,如過去的經驗、與健康服務的互動、家族史、自主的感覺、與朋友的談話等,都會影響打疫苗的決定。例如過去疫苗接種的經驗不好,就較影響下次想接種疫苗的觀感。

第二是媒體和傳播的作用。由於疫苗與自身健康有關,更易引起恐懼,比起其他議題,也更易促進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的傳播。研究發現,延遲或拒絕疫苗的人,比較多在互聯網上瀏覽信息。但現在愈來愈多人上網看資訊,包括年老及低教育程度的群體,迎來傳播新挑戰。

風險認知偏差

第三,是風險認知。在發達國家,大部分人打過疫苗,疾病因而減少傳播。由於大家多數未見過無打疫苗染病的後果,所以比較不關注染病的風險,反而更關注打疫苗的風險,因此可以說,愈來愈多人不願意打疫苗,是由於疫苗計劃的成功。此外,不接種疫苗的決定是可逆的,不打疫苗的人可遲些打;反之,打了疫苗的人卻不能把身體逆轉回去未打的情况。事實上,許多研究表明,個人更厭惡「主動」的風險,例如主動去注射「不安全」的疫苗,而不是「被動」的風險,即不打疫苗而感染疾病。這被稱為「遺漏偏見」(omission bias)。

在提高疫苗接種率上,教育及提供資訊的方式沒有很成功,可能由於這些方法的設計,假設可以通過提供有關疫苗風險和得益的概率信息,去減少對疫苗的抗拒。一般人的風險認知是基於過去的經驗及其他因素,而不是客觀和可量度的科學數據。多數父母考慮疾病或疫苗副作用的風險,並不是像流行病學那樣從人口的角度考慮,而是從他們對自己孩子的健康和受傷害的角度出發。

我在〈解決「疫苗猶豫」應尊重個人自主〉(《明報》,2021年6月1日)一文說過行為經濟學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在概率很小的情况下,人會將其看得比原來大。例如,假設出現嚴重併發症的概率為10萬分之一,但一般人認知上對10萬這個大數的概念模糊,他們的感受可能是1萬分之一,因而大大提高了對出現嚴重併發症概率的估算。這個情况,商界用抽獎竟解決了一部分。明明中獎率可能是幾百萬分之一,但一般人又覺得比實際上高,於是抗衡了對併發症的恐懼,覺得打疫苗有着數。

對公共衛生專家來說,傳播資訊時,對外行人用二元分法,而不是用於定義科學風險的概率,可能可減少這個概率認知問題。不過,在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中,會有人要求數據,不公布概率可能會被認為是「愚民」。更進一步,有人建議政府發布信息時應為受眾度身訂做,也要使用社交媒體等新工具,積極應對疫苗接種恐慌。

有相關知識不等於願意接種

第四是衛生專業人員的作用。醫護通常是疫苗接種的堅定支持者,然而,他們也有疫苗猶豫。有一個2020年3至4月做的香港護士研究裏,只有49%打了流感針,63%打算接種新冠肺炎疫苗(Kwok et al., 2021);到2021年5月,香港醫護接種率只有三成。在2009年,願意打H1N1疫苗的醫護只有48%、H5N1的有35%;在2005年,願意打H3N2疫苗的有32%(Chan, Wong, & Wong, 2021)。醫護本來就是對疫苗疾病資訊較了解的人,他們面對染病的風險較大,但他們自己都不打,難以說服病人。即使醫護想說服病人,也擔心會傷害患者的信任及引起醫療法律問題。

從醫護的疫苗猶豫可知,即使有充分疫苗接種知識及信息,人們也未必願意接種。疫苗接種知識水平與疫苗接受程度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多項研究表明,與拒絕接種疫苗的父母相比,選擇給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反而對疫苗接種和可預防疾病的了解有限,給孩子接種疫苗只是基於遵從社會規範或遵循建議,而不是基於與疫苗有關的特定知識。相反,抗拒打疫苗的父母似乎已經查看了大量有關疫苗接種的信息,並且對與健康相關的問題非常感興趣。

信任、社會規範與信仰

此外,對衛生專業人員、政府或公共衛生機構的信任也是重要的。不信任政府可導致大眾不想打疫苗、較容易相信陰謀論等。但有些情况,由於大眾信任衛生機構,認為「疾病不在身邊」、「沒那麼嚴重」、「病了也醫得好」,所以不覺得需要打。

將疫苗接種視為一種社會規範,能大大驅使疫苗接種。當周圍的人、那些你尊重的人都接種疫苗,就能構成社會壓力。不過,即使有社會規範,令人希望在群體免疫方面盡一分力,他們接種疫苗的決定最後還是主要基於對自己的預期益處。

拒絕接種疫苗有時與哲學信仰、宗教或道德信念有關。有些人偏好「天然」藥物,抗拒「人工」藥物。荷蘭的正統新教徒和美國的阿米什人(Amish),會因宗教原因拒絕接種疫苗。有些回教徒認為某些疫苗含有來自豬的成分,因此不可接受。

總結來說,關於疫苗接種的個人決策過程是複雜和多面的。許多接種疫苗的障礙,是擔心副作用、健康服務提供者沒有建議接種、對疫苗功效的信念、不信任背後的動機、認為接種疫苗是不必要的等等。

以上只大概談了與疫苗猶豫有關的因素與相關研究;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研究以及建議的處理方法,有機會再寫。

參考資料:

.Chan, P. K., Wong, M. C., & Wong, E. L. (2021). Vaccine hesitancy and COVID-19 vaccin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 Xianggang yi xue za zhi, 27(2), 90-91.

.Kwok, K. O., Li, K.-K., Wei, W. I., Tang, A., Wong, S. Y. S., & Lee, S. S. (2021). Influenza vaccine uptake, COVID-19 vaccination intention and vaccine hesitancy among nurses: A surv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114, 103854.

作者是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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