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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2020香港:變與不變(文:張炳良) (09:00)

2019、2020年乃香港的分水嶺,不少人驚嘆:「香港變得不再是曾經認識的香港!」釋放出來大大小小的精靈已回不了瓶裏去。不同政見者的解讀和回憶固然大相逕庭,但面對同一問題:香港往後怎樣走下去?

今天之變,源於2019年亂局。亂局是怎樣造成的,既有結構因素,也有直接因素,當中幾許傲慢、偏見與誤判。為何反修例運動以動亂收場?為何素來平和的社會頓失理性、受攬炒所迷?為何暴力竟被美化及正義化?為何官民互信崩潰?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各方均要反思,若一切仍停留在「己全對、彼全錯」的唯我正義思維,則永遠無法汲取切實教訓,剩下的便只有仇恨和悲情。

北京清除顛覆力量,政府仍舊孤立

對北京而言,2019年香港不止是出了小亂子,而是有人結合外力、企圖癱瘓政權,近乎叛亂。危機當前,遂雷厲回應,杜漸防微,決把一切顛覆及潛在顛覆力量連根拔起,並「完善」選舉制度以重整特區秩序、確保政治安全。

回歸後中央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來路徑,是在「一國」憲政框架下,特區政制/政權按《基本法》循序漸進擴大參與,最終達至普選。但由「佔中」至2019年動亂,使北京認定此路不通,也對香港民情作務實評估,故重點已轉移至政權保衛、選舉改制、資格審查。「忠誠」要求,其實一直存在,就是尊重和接受中共領導的「一國」,不過以前較含蓄,現在是剛性,不單針對泛民反對派,也同樣針對建制派和公共行政系統。最近慶祝建黨100年,中共的領導也在港正式公開化(註1)。

《港區國安法》壓住了亂局,亂後大整頓及官方的「撥亂反正」如火如荼。但外表漸歸平靜的背後,仍暗湧處處、深層矛盾重重,社會脆弱未減。新選舉制度看似應有利於統合行政立法、「愛國者治港」,但衍生的操作問題不會比舊制少,且政治對立仍在,偏激民粹陰魂未散,特區政府在社會上的孤立未變。

大多數留下的人,仍得活出未來

香港進入新常態,有人質疑為何一些過去包容的灰色空間在收窄,有人以政治正確看待所有的人和事。單維的正義觀在凌駕一切,各自築起意識和感情的堡壘。藍黃兩端,被過去兩年事件起動的人,仍難以釋懷,怨氣怒氣深藏。不少人走不出沉鬱或怒火,有人離去,但大多數留下的人,仍得活出未來。

對不少市民來說,彷彿每天存在於兩個互為割裂的世界,一個是仍如常過活,另一個是驚怕失常的世界,心靈難以安靜。加上新冠疫情下苦困愁城,傷感更甚,儘管香港抗疫的綜合表現,處於全球較前列(註2)。歷史的創傷一天不去治療,則人心之結便無法真正解開,年輕世代對前途愈感迷惘。

管治如魚缺水、舉步維艱。事過並未境遷,政府仍未走出困境,一日民情未復平和,則難合力處理社會和經濟的老大難問題,以重燃希望、重建自信,又不能事事靠中央出手。若仍獲六成選民支持的反對派,最終決意不再參選,更助長「不合作」心態和「政治退場」症候群蔓延。選舉生態會出現質變,建制黨派角色亦調整,社會政治板塊勢必重組,反建制比例會否長期維持六成?

地緣政治張力不減,最壞時刻未過

全球地緣政治的衝擊不減反增,最壞的時刻未過,如西諺說:things will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事情在好轉之前會變得更糟)。美英牽頭制裁香港、矮化香港,旨在削弱其國際樞紐地位,以挫中國整體國力。

現實仍是,美國改變不了中國的政治制度、阻止不了中國的經濟和科技進一步發展,而中國也改變不了美國和西方朝野視中國為最大威脅。中西僵持之勢持續,美國要維持全球霸權,以戰略性競爭名義,處處挑戰和對付中國,並推動西方國家重新結盟,加緊打新冠牌、台灣牌和香港牌,在亞洲及大洋洲拉攏日、韓、印(度)、越、澳等圍中,在歐洲聯英使歐盟站穩反中立場。中央如何應對美國進攻,決定特區在國際上的定位和處境。

國家改革開放取得驕人成就,除了人民的動力外,也全賴過去一個相對穩定的全球大環境,及多邊、和平、互惠的國際關係。若陷入陣營對立、制度對決之局,中國在仍由西方文明主導的國際秩序下易被孤立,國人須保持清醒頭腦,不墮入人家圈套。國家經濟「雙循環」戰略性轉變,為勢所需,但切忌內向思維,致約束發展動力,並使近年冒起的內地「對外」城市失利,更令香港的國際樞紐功能受壓。

「一國兩制」仍是唯一選項

「一國兩制」面對回歸以來最大的挑戰和變數,但仍是國家和香港唯一的選項。國家仍需要香港作為一個異於內地、能連結西方的窗口和樞紐港,吸引國際資本、金融、貿易、資訊和人才,這個現實目前不變。關鍵不在於GDP貢獻(今天香港GDP只及內地GDP的約2.5%),而在於香港的城市軟力量及對全球的輻射作用。

長久以來,香港靠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保護人身和產權的法治、不動輒受政治和行政干預的市場經濟,去支撐其企業創新精神及多元特色,增強競爭力,麻雀雖小,卻為國際上另眼相看。若這些制度元素削弱,港人變得謹小慎微、不思振作,則香港就不再是「香港」。

無論上海、深圳如何進一步發展,其取代不了香港的現實仍然不變,此乃制度因素使然。若香港做不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自己問題不能自己解決,反處處向內地伸手,則會被貶為包袱。若香港走向沉淪,實際得益的將是新加坡,而非內地城市。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強調,「一國兩制」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長期不變下,考驗香港的特色,仍在於自由、法治和國際化。管治一個現代多元社會,尤需尊重和包容,不搞清一色,噪音雜音雖令人煩擾,但鴉雀無聲下的寂靜更為可怕。香港的社會經濟和制度人文底子還是豐厚的,不宜妄自菲薄,亦唯有香港仍有可為,「一國兩制」才有活力生機,特區的自由、高度自治和政治空間才有紮實基礎。

重新出發沒有捷徑

後2020的香港,能否擺脫陰霾,重新出發,實際上沒有捷徑,須靠休養生息、逐步化解矛盾、營造條件、保持能耐、踏實革新。但目前民心背向的現實未變、政治和社會深層次矛盾未解的現實未變、「兩制」互信失落的現實未變,再加上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加劇,香港乃「樹欲靜而風不止」。

外圍因素非本地所能控制,但應對的進退及寬緊之道卻影響成敗,所謂治國如烹小鮮,治港也一樣。改革往往壞在極端激進派與極端保守派的「合力共謀」(註3),所以鄧小平說既防右也要防「左」也。主政者須予警惕,縱使短期無法解結,也不要讓結愈扭愈緊。此乃今年「七一」所願。

註1:見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的主旨演講,2021年6月12日

註2:根據Bloomberg Covid Resilience Ranking,香港在一段時間內處於防疫控疫及維持社會經濟活動表現較佳的前10名左右,今年5月底名列第10位,而台灣和日本均掉出十大

註3:借趙越勝所說,見〈遊俄散記之一:滴血教堂斷想〉,《財新周刊》,2013年1月11日(bit.ly/2SAvm5O)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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