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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條件從「政商家族」培養出政治人才嗎?(文:林朝暉) (09:00)

隨政治制度演變,「選舉政治」成了體現民主、群眾監督的重要手段之一。透過委任、累世承襲等形式產生的精英貴族的政治特權,逐步被取締;取而代之是更多面向群眾、選舉產生的政治崗位。因勢利導,更多商賈和貴族後代開始考慮階層或家族共同利益,透過選舉捐獻、參與管治等方式貢獻社會,也維護自身利益。

香港彈丸之地,政治空間有限;但在港世界級富商不計其數,也因特殊歷史時空和地緣政治位置,不少家族與近代中國史有很深淵源。政商家族參政不僅為本地利益,透過介入政治來增加自身在國家及世界上影響力,亦無可厚非。

新選舉制度強化了關係政治?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需通過「選舉委員」提名方能獲參選機會,門檻提高。不少人直觀認為「素人」及「新秀」更不易獲選委青睞,變相有利「政商後代」。政治領袖不取決於門第,重要的是,是否懂民生、有手腕、具遠見。本文想探討一個過去鮮有觸及的課題:究竟在香港有否條件在「政商後代」培養出政治領袖?

「貴族參政」在不少政體屢見不鮮。貴族參政歷史根深的英國,過去多屆首相都來自中產或以上家庭,部分更是富甲一方的貴族之後。可合理預期他們生活無憂,並與上層名流及跨國企業高層擁有特殊私人及家庭關係。簡單地說,英國首相年薪約170萬港元(香港特首年薪約500萬港元);實際上要維持上流社會生活,根本不可能沒家族支持參政,僅依賴微薄薪俸明顯是杯水車薪。

綜觀大部分政治領袖一生仕途,都要廣結人緣,累積口碑是很重要條件。無疑出身名門的後代可能稍佔優。比較香港4任特首,董先生來自本地望族,其他都來自公務員或基層家庭。從人生仕途看,明顯需填補人脈及政治資源不足。政務官出身的參政者會存在明顯缺陷。政務官工作繁重,圈子較穩定;在他們晉身香港領導班子前,除非如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自身家庭條件較佳,否則較少機會在本地政商上流活動,建立人脈及信任。

香港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所謂貴族身分,只有商人或政治身分。過去不少政商二代參政,常被視為「業餘愛好」面子工程,或出於企業考慮。據筆者觀察,香港這個講究物質多於精神文明的社會,大眾對於名門及專業人士有崇敬心理,其較易獲市民信任及包容;再者其在回歸前後一直是中央拉攏對象,扮演鞏固管治的角色。

以「政治為終身志業」的院系教育

除了人脈,政治領袖能否具感召力,組建有相同理念的團隊,亦是重要條件。筆者發現,學院的教育,實際帶來相對穩定及公平的政治培養機制。比較英國的政治領袖及港督,會發現在學歷及學科專業上都有很特定方向。英國本地常有說法形容,牛津大學是國會議員的搖籃;工黨領導則有不少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內地政治也有相似情况,政商領導不少出自「北清」兩所國家頂尖學府。

有云「學而優則仕」。收分要求最高的學府,吸納的都是被社會認可的精英。其一,不論出身,都需通過公開考試而被取錄,確保公平性及個人能力。其二,同窗在求學時期坐而論道,建立識於微時的信任;也對當下時政、未來政局產生共同理想與社會關懷,為團隊建立雛形。其三,個別學院的政治學科訓練定位明確,培養世界各國管治人才;學科設計上兼備理論和實用。

顯然香港各大院校的政治學科教育中,還沒同類安排及遠見。充其量過去不少政務官都畢業於香港大學,常被稱為「天子門生」。綜合現時官商二代來看,於本地大學畢業者有限,不少是在英美等地不同院校畢業,朋輩間也沒很相近的院校、學系的傾向。

筆者認為,未來的選舉門檻提升,直選空間減少;以「選舉導向」的政治人才也會逐步減少,取而代之的應是更多以「管治導向」的專職政治人,可考慮有系統地在學院這一層推行。與內地及國外不少政黨早在高校內發展黨支部,物色值得發展的青年成為黨員及管治人才相比,香港理應逐步取代現時透過行業商會、社團去物色人才,然後舉薦出任公職的做法——前者來得公平,也讓有意參政、抱有熱誠的年輕人有明確的參政階梯。

「資本是沒有祖國的」

回到本地,政商二代何以多年難有政治領袖?筆者私下訪談,歸納了幾個主要問題。

第一,政商二代對參政或加入「熱廚房」都心存顧忌,機會成本較高。大部分香港「政商家族」都有商業背景,即使不考慮自身情况,也要顧及企業或家族利益。過多參與政治,有機會影響企業發展。有時高調的表態更像是為滿足組織要求及需要,參與政治更像是社交、維持政商關係。

「資本是沒有祖國的」。香港絕大多數企業都涉及全球業務,香港只是板塊其中一部分;他們的利益不一定與中央及港府完全一致,缺少誘因共同維持管治;港英政府年代的匯豐銀行、怡和洋行的業務則全賴於亞洲和香港,有很大動機與港英政府同心同德。同樣情况與英國本地政治人物相似,大多是百年家族,家族利益已經在政商界盤根錯節,在情在利也需要共同維持管治。

第二,即使有意培養「政商後代」作為政治人才、自身也擁有較佳的人脈資源和外表,過去多年在政治仕途也不見得一帆風順。這與香港人才培養制度中存在矛盾有關。一方面,建制陣營可分配的政治資源及歷練機會有限。現時由建制陣營所主導的崗位包括:建制政黨出選名單、對民政事務局下的政策諮詢委員會用人推薦上有一定影響力;及後是人大政協及各類衛星組織的用人推薦上,影響力是最大的。

上述崗位都幾近排除了泛民主派人士。在缺乏實際政治壓力及競爭下,以至地區工作瑣碎,都難以吸引高端人才。政治人才需要歷練,並且需在其政途中累積傳媒應對、政策分析、游說等經驗;甚至在人生沉澱中累積政治論述,把長期的論述經過群眾的觀察及實踐轉化為信任。最顯然的例子,英國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及前首相卡梅倫,都在約20多30歲就擔任保守黨研究部要職,早已是黨內擅長政治分析的「筆桿子」。但是現時大部分建制派可調配的政治崗位,也不足讓人才經歷各類挑戰及政策經驗。這也間接導致回歸約24年來,政商二代中的政治領袖如鳳毛麟角。

「平等政治」與「希望政治」

未來的政治制度,顯然已經為「愛國者治港」,定下政治底線及制度保障機制。「政治議題」將不會是未來選舉主要裂隙;取而代之理應是在民生、經濟、發展、環保、社會福利等問題上的完整構想和識見。

對港部門及建制陣營也應該與時並進。有意識地改變用人思維,放棄「計劃式」的培養,轉為循「市場式」的風險投資。根據不同政策領域中的表現及潛力,招徠在該領域中的人才,平等對待、長期關注和聯繫,作適當政治引導,並給予足夠空間和機會。尤其明確了「愛國者治港」的制度底線後,是時候減少以諮詢委員會及各類公職作為政治培訓場或友好酬庸——現時這些做法,有時反而削弱這些崗位的權威、信任及「行政吸納政治」的重要功能。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有很多了不起的政商家族,如何在香港這個複雜的政治和經濟環境自處,一直游刃有餘。然而,新國際形勢已至,香港也在歷史洪流中面對新挑戰;當下和未來正需要一批果敢、具政治識見和底線、有感召力的政治企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

未來香港真正的望族,應該是在當下有「拆掂」各方的魄力;真正的精英,應該有發掘「創新」的政治可能;真正的政治領袖,應該能夠擺脫選舉,矢志游說各界,推動利民的法案通過,為香港政治開希望先河。

最後引用一名言為本文作結:「政客與政治家的分別在於:政客在琢磨下一屆選舉的時候,政治家在思考的是下一代和未來。」

(香港培養政治人才的困境系列.六)

作者是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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