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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後再思六四——歷史的結仍待解開(文:楊雨亭) (09:00)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參與運動的許多學生們戲劇性地流亡國外,時光荏苒,至今已32年,當年那些朝氣蓬勃、熱情如火的年輕人們現在已經步入了中老年。當年他們太年輕,環境的變動太過劇烈,加上外在各式各樣力量的過度運用,使得許多六四民運分子的生命歷程長期以來走過曲折與摸索的道路。六四以後,中國政治收緊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近年來甚有中國崛起之勢,因此中國海外民運分子需要重新定位其角色與意義,以逐步發展出有理論、有財務能力,適應中國內外形勢變化,而且獨立於外國政治勢力的組織與領袖群。

如果當年溫和處理民運……

近日,吾爾開希、胡平(「中國民聯」前主席、《北京之春》榮譽主編)和筆者在臉書上就六四事件有所討論,其中或許有可以參考的價值,因此筆者節取重點說明。

吾爾開希說:「32年前,我們在北京校園,在街頭,在天安門廣場遊行、靜坐、絕食,向中共當局呼籲對話,呼喚中國的民主。倘若當時的中共有任何善意的回應,對話出現,中國政治社會現代化的腳步啟動,我相信,32年時間……新聞自由會日益壯大……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不會出現如此令人乍舌的腐敗,也不會形成今日所看到的體制性的巧取豪奪;法治會漸趨完善;私有產權與市場經濟會更順利到來並與國際接軌……國企轉型一定會更公平;香港回歸之後會更加貫徹港人治港的原則。」筆者認為這些推論過度美化了八九民運的功能,但是不否認中共如果當年溫和處理八九民運,趙紫陽施政能夠穩定下來,中國今天的政治環境會更好,經濟發展亦可能更為平衡,香港、台灣與國內的關係也會好得多。

「見好就收」實不容易

胡平說:「六四屠殺,並非必然。從頭再來,講究策略,要見好就收,良性互動。」胡平的想法在原則上是正確的,然而實務上,或以百萬計的學生、教師聚攏在天安門前,非常不容易見好就收。1989年6月4日的9個月後,1990年3月,台灣發生野百合學運,數千名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等訴求。他們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政府與學生汲取了六四的教訓,另一方面,是有民進黨時任秘書長張俊宏和國民黨時任秘書長宋楚瑜分別代表兩黨主席在幕後穿梭,達到共識。1989年的中國大陸沒有這樣的條件。

中共需肯定民間團體與媒體作用

今天的中國由於缺乏自主的民間社會,一旦再次發生大規模民眾集會,仍然難以和平且有效地與共產黨及政府溝通,達成雙方妥協的協議。筆者認為這是中共需要慎重考慮的:不拘所謂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實質能夠達到部分功能,其意義已經存在。重要的是民間可以成立不同的利益團體,表達其需要。過去共產黨習慣性地認為這會威脅到政權的穩定,事實上,多元化民間團體以及公正客觀的媒體合法地存在與發展,對於政府的施政與政策修正,有非常重要的回饋作用,反而是對政權有穩定功能的,且合乎中國共產黨「黨與人民一體」的觀念。

筆者認為,談六四,要了解1988年及之前北京、上海的氛圍,當時共產黨的統治已經發生了解凍現象,趙紫陽甚至提出黨政分離,可以說是朝開明專制的方向發展。然而1989年天安門前的廣場學生們要求更進一步的言論自由,如果學生聚集的時間不那麼長、規模不那麼大,黨內的強硬派、左派也就沒有機會要求黨內開明派下台,因為鄧小平本人受到的壓力不那麼大,而開明派的政治改革腳步放慢一些也是應該可以調整的。如此,中國後來的政治發展可能會朝吾爾開希所期望比較寬鬆的方式前進。因此,矛盾的是,恰恰是六四事件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這個歷史的結打得太死,到現在仍然無法解開來。

胡平說:「六四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六四對中國起了什麼作用?六四的功過如何?六四是令人意外的一個事件,還是歷史的必然?經過了32年,這個重大事件的真相和意義,仍然有待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發掘和釐清。

港人民主法治素養 在中國可能是最好

對於香港來說,當年將民運流亡分子從內地接駁到香港以至國外的,主要就是在香港運作極為勇敢的「黃雀行動」。而之後香港年年紀念六四,市民不畏壓力,大規模地上街遊行、集會,表達出希望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並且要求,在經濟發展之外,中國推行政治改革。香港人民的道德勇氣,舉世無匹。這尤其相對於台灣社會近年來勇於藍綠內鬥,卻在六四事件紀念上怯於要求中共由此開放言論自由以及保障人權,是一個明顯的反差。

在耶魯大學史學教授蓋迪斯(John Gaddis)著作《大戰略》(On Grand Strategy)書中,指出同樣曾是歐洲殖民地的中南美洲,為何不能像北美洲發展出民主體制的國家?他歸納出原因在於人民的政治素質未臻成熟,主要緣於西班牙一直進行嚴密的控制,使人民處於永久的幼稚狀態,無法看重自己。

而不論是早年的國民黨,還是之後的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的父母官態度以及訓政以至專政的控制,皆造成中國人民「處於永久的幼稚狀態,無法看重自己」,這使得近代以來,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一直不能由人民自己有效地管理自己,而政黨本身的民主素養不足,形成惡性循環。由此觀之,香港人民的民主法治基本素養,在包括台灣的中國社會中,可能是最好的,但是香港人、大陸人以及台灣人皆沒有這樣的認知。

有理有利有節 表達憂心和盼望

這幾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公認已經到了失敗的邊緣,這無論對於香港、對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的形象都是不利的。

筆者認為,中共必須了解,一個繁榮、自由、法治、民主的香港,不但對於香港與內地的發展有利,對於台灣民眾的認同統一,更是關鍵。因此,在六四即將來到的日子裏,香港民眾藉此有理、有利、有節地表達他們對於自己處境的憂心和對於未來的盼望,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是作家、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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