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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國兩制下的新聞專業(文:陳智傑) (09:00)

香港的六四集會,連續兩年因新冠疫情不獲官方批准舉行。這不單是香港新聞,亦為部分國際媒體關注。姑勿論政治立場如何,經過30年的燭光,六四集會已經成為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輿論評價香港能否在一國兩制下維持原有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標。當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出現根本改變,新聞專業亦恐怕要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環境。

回歸前:多元政治權力 輿論百花齊放

一國兩制的初心,在於中國主權嘗試包容一個政治、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社會。在上世紀80年代,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深明不能硬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諸當時被譽為資本主義和自由經濟典範的香港。在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前提下,當年的中央政府透過成立特別行政區和《基本法》,把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以及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回歸後保留下來,並許下50年不變的諾言。

香港近代的新聞專業,便孕育於中英兩國政權交接、中國容許香港出現「政治例外」的環境之下。政權交接,意味香港社會出現至少兩個權力核心:徐徐落幕的港英政權,和準備接管香港的中國。回歸前的殖民晚期社會,香港傳媒界既有親北京的黨媒、有與港英政權關係密切的媒體,更有不少標榜代表香港人聲音的傳媒機構。多元的政治權力,讓輿論百花齊放,更讓客觀中立的新聞專業主義成為香港輿論中的道德高地。

回歸後:容許「政治例外」 六四、七一作示範

回歸後,香港直轄於中國主權,但中央政府按基本法的管治架構,容許香港出現「政治例外」,在中國主權下保留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具國際示範作用的,就是每年風雨不改舉行的六四集會以及七一大遊行。只要維多利亞公園仍於每年6月4日晚亮起點點燭光,中央以及香港政府便可有力地告訴國際社會,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仍保持不變。此外,七一大遊行自2003年起便成為香港社會行使和平示威權利的代表活動,且受國際媒體關注。即使遊行人數和主題年年有變化,但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的形象可謂深入民心:在香港商業中心區域的街道人頭湧湧的場面,人們舉起各式各樣的創意標語,表達訴求之餘亦秩序井然。這些畫面亦成為香港的一種特別的生活方式——在內地,群體事件仍是敏感話題,難為內地官府包容。即使到了2014年的佔領運動,「和理非」的遊行示威仍是社會運動的主軸。

有「統戰」、「自我審查」 但不敢不顧底線

回歸後的香港新聞專業,便在香港特區這種「政治例外」的格局下尋求發展空間。自回歸前,北京已經對香港傳媒擁有人及管理層作出有系統的「統戰」活動:授予官銜、提供內地市場機遇,又或者由內地資金入股支持。「不尋常」的編採人員調動和新聞題材的「異動」,成為媒體「自我審查」的足迹。然而,這些「統戰」活動和「自我審查」,始終都不敢公然不顧及新聞專業的底線。每當面對新聞行業公會、工會,以及前線新聞工作者的質詢時,相關的新聞機構主管仍會嘗試以新聞專業的價值觀作為辯護理由:抽起節目,不是自我審查,而是新聞價值不足,又或者題材不夠「客觀」、「平衡」等。知名新聞工作者被解僱,管方一般都嘗試以資源、人手調配、機構發展等程序理性作為公開理由,又或盡量避免把整個部門連根拔起等「大動作」,力求躲開公憤。

反修例後:寧可「特區不特」 也要矯枉過正

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其後的社會動盪,以至香港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議題,使中央全盤重新考慮其對港政策。2020年實施的《港區國安法》,以及今年改變香港特首、選委會及立法會的產生、組成辦法,是北京對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的回應:一國兩制的大前提,是香港絕不能成為反共基地。從親北京人士近日的言論來看,內地官場對香港如今的主調,大約是寧可「特區不特」,也要矯枉過正:不單絕不能讓香港重演2019年的社會動盪,甚至連六四集會、七一大遊行等回歸後於中國主權下出現的「政治例外」,或者也要一併大清算。

數十年「行規」 突然變得不合時宜

在上述的主旋律下,香港不少官僚組織也慢慢「武器化」:把程序理性下的權力發揮極致、寧左勿右、摒棄「搞統戰」的方針。在如此政治環境下,香港新聞專業一些數十年來的「行規」突然變得不合時宜。最明顯的例子是「查冊」——透過公開的官方資料和紀錄,發掘被大家忽略了的客觀事實和重大公眾利益,如今卻成為墮入法網的理由。在社會權力一面倒的形勢下,平衡報道的新聞價值,只能靠特區官府與親北京陣營偶爾出現的內部矛盾,才能得以實踐。

在新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新聞專業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一葉知秋,香港其他的專業團體和工商界也許亦要重新適應「一左二窄」的政治環境。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若保留不了,恐怕亦會埋下「特區不特」的伏筆。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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