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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怎樣的大學教師?(文:歐陽五) (09:00)

戴耀廷、黃之鋒、朱凱廸等47人非法「初選」案早前提堂,因涉及一眾敏感人物及香港《國安法》判例而引起各界重視。法律案件再複雜,也會在法官落槌的那一刻告一段落,惟案件背後反映出的種種深層問題仍值得思索和討論。

戴耀廷使青年誤入歧途

作為該案首被告,戴耀廷無疑是近10年來對香港影響最深的人物之一。從其2013年提出、發起違法佔中並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算起,短短7、8年時間,香港經歷了多場充斥着暴力的社會運動,甚至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一度陷入回歸以來的「至暗時刻」。何以至此?一定程度上在於戴此前的身分——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香港社會歷來重視法治,法律界人士作為一個整體,更以不偏不倚的專業精神而備受港人尊重。戴耀廷不僅是法律專業人士,更是香港最知名法學院的教師,這便使其具備了左右輿論、影響青年的天然條件。遺憾的是,戴並未將這種難得的優勢用在教書育人的正道上,而是將其作為政治籌碼和播「獨」工具,最終使自己鋃鐺入獄,使更多本港青年誤入歧途。

在戴耀廷極富感染力的政治話術中,「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違法達義」、「雷動計劃」、「風雲計劃」、「真攬炒十步」等一批具有蠱惑性的動員口號對「Y世代」、「Z世代」的香港青少年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保安局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警隊就反修例風波共拘捕10,242人,當中3998人報稱為學生,1752人為18歲以下未成年人士。他們當中應有不少人,恐怕正是受了所謂「為公民抗命殉道」的蠱惑而走上街頭、訴諸暴力,最終付出了代價。

韓愈在其名作《師說》中開宗明義:「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戴耀廷身為人師,不傳正道卻傳歪門邪道,不教學生守法卻煽動青年違法,不解學問上的困惑卻行政治上的蠱惑,如此誤人子弟、害人不淺,實在枉為人師。好在港大終於去其教職,法庭終會追其責任,一代「黃師」終難逃法律裁決。

需德才兼備、愛國愛港的教師

近年來香港高校一度烏煙瘴氣,早該撥雲見日。有志於投身教育事業的有識之士毋須氣餒,畢竟香港的專上教育水平長期處於亞洲頂尖、國際知名的高水準,「香港八大」各有所長且基礎尚在。香港高校歷史上也不乏名師、大師,從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錢穆、唐君毅,到學貫中西的林語堂、饒宗頤,再到斬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光纖之父」高錕,可謂群星閃耀。

這一大師輩出的年代雖已遠去,但他們專注學術、誨人不倦的精神仍需傳承和發揚。今日之香港,正迎來由亂及治、重新出發的契機,國家對港寄予厚望,時代呼喚更多人才,這就需要大學教師這一重要群體發揮更多建設性作用。今日之中國,正走在復興之路的關鍵階段,複雜多變的國際大環境決定了香港的角色將更加重要且獨特。在此背景下,香港亟需培養的人才應同時了解港情、國情和世情,如此才能更好地立足香港、融入內地、溝通中外。

這就意味着,今後香港更需要德才兼備、愛國愛港的大學教師。甚至可說,愛國愛港不代表大學失去學術自由,也不意味着教師不能在政治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惟一切自由都有邊界,法律仍是不可踰越的紅線。大學教師們應汲取戴耀廷的前車之鑑,莫亂用手中資源行違法犯罪之事,同時還應努力繼承前輩先賢遺志,為港培人、為國育才,方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之道。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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