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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兩難:低民望政府與疫苗信心危機(文:黃偉豪) (09:00)

在商業的世界裏,沒有任何一間公司會僱用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做自己的代言人來推銷產品。但奇怪的是,目前特區政府的推銷疫苗方法,卻與此分別不大。

香港的疫苗接種率,遠遠低於其他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根據路透社的疫苗接種網站(COVID-19 Vaccination Tracker,註1)的資料,直至5月23日為止,以接種了最少一劑的人口比例來計算,在主要國家和地區中,接種率最高的是以色列,高達60%,排第二的是英國,有56%。而香港人所熟悉的加拿大及美國,接種率分別有50%及49%。但是,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據路透社網站,卻只有16%(按港府數據,約為19%)。問題的癥結在於,用一個超低民望的政府,來推動接種疫苗,對於增加市民對疫苗的信心,形同抱薪救火,反而加劇了問題的嚴重程度。

解決兩難關鍵:政府有否決心突破盲點

特區政府如今面對一個兩難,第一是政府自己的超低民望,第二是市民對接種疫苗的信心危機。在這情况下,要同時挑戰這兩難,即由一個缺乏民望、自己也不被市民信任的政府,去增加市民接種疫苗的決心,可謂難上加難。要解決這個兩難的困局並非沒有可能,關鍵是政府是否有決心,首先去突破自己的盲點,拋棄固有思維,追上現今疫苗推廣和抗疫策略的最新理論和研究。

要突破固有思維,第一步便是先要明白政府目前推廣疫苗接種的策略的特色和局限,以了解問題所在。香港的問題是過分政府主導,主要是由上而下,用高高在上的官僚的技術角度、威權政府的家長式心態,及專家身分的不容挑戰立場,認為有硬繃繃的科學數據支持,便可強迫被視為愚昧無知和冥頑不靈的市民,去接受疫苗。

應對疫情不止科技 涉及社科人文範疇

對於一向不是太着重民意的政府,採取以上的立場,相信沒有太多人會感到十分意外,如果不是因為這種態度,特區政府的民望,也不會淪落至今時今日的田地。問題在於,在科學包括了醫學界的研究上,早已推翻了政府現時的模式和策略,落後和頑固的其實是政府,多於社會或市民。

在今年3月,著名的科學期刊《自然》(Nature)便刊登了一篇題為「從新冠病毒中復蘇:科學不足以拯救我們」的文章(註2)。文中清楚及強而有力地指出,要把世界從新冠病毒疫情中拯救出來,除了我們經常提及的STEM科目,即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s)外,還需要有SHAPE,即是以人及經濟為本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及藝術(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for people and the economy)。背後的道理非常之顯淺而有力,就是很多涉及應對疫情的政策,包括了疫苗的接種及抗拒(vaccine hesitancy),已遠超了對死物和科技的研究,而涉及對人類的行為、思想、理念及價值的認知,而後者正正是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範疇。

要增強信任 需增加公眾參與

在以上的原則下,即使是在有關疫苗接種的醫學研究上,也早已推翻了現時特區政府所採用的、以官僚及專家至上、而不斷由上而下向市民施壓的一套。早在10年前的2011年,權威的醫學期刊《刺血針》(Lancet)已發表了一篇題為「應對疫苗信心缺口」(Addressing the vaccine confidence gap)的文章(註3)。文中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指出,疫苗的接種率並非純由疫苗是否有效的科學或醫學的硬數據所決定,還取決於心理、社會文化及政治等多項因素。

更加重要的是,文中也指出,在時移世易下,再不可以視接受疫苗的民眾為無知或被動的一群,在教育水平增加、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興起下,民眾是有智慧、有學習能力,及能自我動員、組織和充權的一群。因此,文章的一個重要結論和建議是,要增加疫苗的接種率和認受性,爭取公眾信任(public trust)是必須的,而要增強公眾的信任,絕對不能單靠強調及宣傳有關疫苗的醫學數據,而是要增加決策的透明度及過程中的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亦即是說,民眾的角色再不是停留在病人的身分,或是沉默和被動的疫苗接種者,而是整個決策過程的合作伙伴。

民眾最信獨立專業醫護

其實,早在這篇《刺血針》文章發表前幾年,醫學期刊《疫苗》(Vaccine)已發表了一篇關於英國疫苗接種的民眾調查的論文(註4)。它的結果除了是和《刺血針》的文章互相呼應,強調公眾信任對疫苗接種率的重要性外,更加突顯了另外3項發現:第一,不少不願意接種疫苗的民眾,並非完全反對疫苗,在原則上推翻疫苗的科技或政策,只是擔心疫苗對自己身體健康的影響;第二,民眾對於獨立和專業、不受政府控制的醫護人員的信任度為最高,這一類醫護人員,對增加公眾對疫苗的信任幫助最大;第三,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不高,由政府負責主力推廣疫苗,是最差的選項,甚至帶來反效果,增加民眾對疫苗功效的焦慮和懷疑。

強硬「谷針」 隨時使「反疫苗」成另類抗爭

綜合了以上文章的分析,真正在疫苗接種上大落後與背道而馳的,是政府多於市民。在民望負數下,由政府帶頭推廣疫苗並非明智之舉。在決策過程中,也完全沒有公眾參與,有份參與的只是專家,而且只局限於醫學專家,當中連一個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的學者也沒有。即使是醫學專家,其角色也只是被諮詢,而非決策者。在市民最信任的醫護人員上,政府的多種控制和多番打壓,遠至處分曾參與要求政府封關抗疫行動的醫護人員,近至建議引入海外醫生,均打擊了本地醫學界的獨立自主,使這本可增加市民對疫苗信心的支柱的公信力被削弱。

由此可見,世界再不缺乏增加公眾信任及疫苗接種率的良方,但卻仍然缺乏有足夠決心和動機服用這些良方的政府。在這困局下,政府仍不願意實事求是,對症下藥,一意孤行地用各式各樣的強硬手段來「谷針」,隨時使「反疫苗」行為成為了市民的另類抗爭行動,觸發新一波的社會運動。

註1:tmsnrt.rs/3hL8Np9

註2:Shah, H. (2021) COVID-19 recovery: Science isn't enough to save us. Nature, 591 (March), 503.

註3:Larson, H., Cooper, L., Eskola, J., Katz, S., & Ratzan, S. (2011) Addressing the vaccine confidence gap. Lancet, 378 (August), 526-535.

註4:Casiday, R., Cresswell, T., Wilson, D., & Panter-Brick, C. (2006) A survey of UK parental attitudes to the MMR vaccine and trust in medical authority. Vaccine, 24, 177-184.

作者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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