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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樓不保 中史不行(文:葉瀚璋) (09:00)

近日本地又傳出有近百年歷史的戰前唐樓被批准拆卸。該唐樓位於彌敦道190號的十字路口轉角位。建築物建造於1937年前,高4層,設計深受裝飾藝術及新古典主義的影響,可以說是該地區難得展現當時唐人在港歷史的建築物。現今屋宇署批出許可,古蹟辦又遲遲不肯修改評級,變相許可代表當時華人歷史的建築物從香港的地景消失。國家和政府最近大力推行認識中國和中國歷史的教育,古物古蹟辦和屋宇署卻大唱反調,要將中國歷史從香港抹走,實在不利於香港年輕人去認識香港歷史。

一直以來,香港唐樓在政府的歷史保育優先度都比較低。若是名人居住過的唐樓,尚有保留的驅動力,但是一般商人,甚至普通人居住的唐樓,則一般都難逃厄運,無論該建築是如何具有特色,不少都難逃毁滅的命運。例如在2015年,當時同樣作為三級歷史建築的同德大押被拆卸。據媒體報道,當建築物拆卸的時候,建築物內已經淪為劏房,屋頂有大量僭建物。可見香港唐樓一直以來缺乏系統的管理,政府也不聞不問,任由歷史建築被發展淹沒。政府對於歷史建築的保育原則,一直採取放任政策,並且一直偏向對政治建築有較強的保育意願,對於華人佔據多數的民間歷史,卻一直不肯過多着墨,寧願交給發展商自行決定,縱容歷史建築消失。

唐樓背後的華人歷史

政府可能並未認識到,唐樓保育之所以重要,在於有助香港人認識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聯繫。中國歷史的教育,不僅要依靠書本和課堂,更加要通過身邊的事物。除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寺廟和祠堂之外,中西合璧的建築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旅發局網站的文章是如此定義唐樓:「低矮而堅固的唐樓(即由華人建造、使用的樓房)是19世紀其中一種典型民宅。」在20世紀初的中國,西方國家的影響力逐步進入,不僅引發了政治、經濟的大變動,也影響了當時中國人對建築物的設計思想。例如孫中山先生在中山市的故居,正正是一種中西結合的體現。

由華僑、受到外國建築思想影響或者是在西方國家接受建築學訓練的建築師帶來的建築物,在神州大地大量出現。香港的唐樓也正正是這一個大潮之中的一個縮影。當時在香港的中國人,一方面學習西方式的思想,一方面依然保持其中式的堅持,因此而誕生的唐樓,正正是當時處於西方和中國中間的華人歷史的反映。相較之下,如今林立的商場、商業大廈卻完全失去了中國建築的特色,往往更加是建築學上潮流的反映,而同本地歷史的聯繫甚少。這種唐樓建築文化也並非香港特有,而在當時廣東省普遍存在,也印證了香港當時即使已經成為英國殖民地,其華人社會依然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並分享當時中國歷史的潮流。

對於學生來講,書本和課堂往往不是最佳的講授媒介。在課堂上講述完之後,學生能否依然記得,要打一個大問號。要讓學生進一步認識中國歷史,更加有效的辦法是讓學生在生活中感受到歷史的存在。建築物恰恰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一個有效手段。通過介紹唐樓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物,可以讓年輕人得以知曉香港作為中國和西方接觸的最前沿,是如何在西方影響和中國傳統之中協調發展出具備特色的香港華人文化。當年輕人走到街上,閱讀充滿中西特色的唐樓上的介紹板的時候,可以提供給年輕人一個從生活中體驗中國歷史的機會,相比於課堂是更加切身的教育形式。

被忽視的華人社會史

香港的歷史教育和政府對於歷史的態度,一直以來都被英國遺留下來的模式所主導。該模式着重重大歷史事件,對於微觀的、社會的歷史着墨甚少。另一方面,為了維繫英國殖民政權的穩定,刻意不着重於華人社會與中國內地的聯繫,而是着重於英國為香港帶來的制度。從古蹟辦對法定建築的評定標準及結果來看,在市區獲得保留的往往是在當時殖民體制中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建築物,無不突顯着香港的殖民地色彩。但是對於當時市區華人社會的建築物,卻在這個評定之中缺少應有的位置。

正如前所述,華人社會在香港歷史中的缺失是殖民政府的遺產,而今香港回歸逾20年,特區政府卻沿用舊時邏輯,不思改進,對香港歷史中的中國人的歷史視若無睹。這一點無疑對香港推行中史教育有極大的負面影響。一味推廣關於中國歷史的知識,卻從不談及香港本地華人在中國歷史中的角色以及其在香港所遺留下來的結晶,正是去殖化不徹底的體現。當國家談及香港二次回歸的時候,特區政府卻不去反思如何做得更好,恐怕有違國家初衷。

香港的華人歷史建築,尤其是唐樓,經常被人視為是老舊、殘破、缺少保留價值的對象。這個現象,恰恰是政府一直以來對殖民時期在香港的中國社會歷史不重視的結果。試想如果特區政府願意花心思去考究這些建築物背後的歷史,去維護這些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又怎麼會落得殘破危樓的命運?

保育唐樓不止是發展問題

近年來,國家提倡香港二次回歸,特區政府其中一項事務應該是盡力維護本地華人歷史的見證物,而不是任由其被摧毁。唐樓作為中國人在西方影響的歷史時刻之下的印記,記載了當時中國人如何在香港社會奮鬥的歷史。保育唐樓,不止是保留社區歷史,更加有着聯繫香港和中國社會的意義。拆卸唐樓,所拆走的不止是一棟建築物,更加是削弱着已經脆弱的香港和內地的聯繫,切斷香港社會和中國社會的歷史連結。說得誇張一點,唐樓的問題不是發展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

古物古蹟辦和屋宇署過往在建築保育上因反應緩慢、與時代脫節而備受詬病。如今再不反思改革,重新釐定香港回歸之後關於香港歷史建築保育的準則和條例,恐怕今後香港街道上的中國印記,會隨着他們的不作為而逐步消失。

作者是明尼蘇達大學科技史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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