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誰來闡釋香港身分?(文:計巍巍) (09:00)

最近兩場關於香港的歷史文化活動,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一是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和香港地方志中心承辦的「以史為炬,照亮香港未來:香港修志現狀、功用與前景」研討會,另一個是香港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與南越王宮博物館合辦的「嶺南二千年中心地——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成果圖片展」。前者以高規格的會議形式推出,媒體打出「香港地方志呈現香港、內地『共有歷史』」、「50家在港中資、港資、外資企業捐資編纂」之類的宣傳標題。而後者則未見於宣傳,如果不是偶然走去文物探知館,一定不知道此展覽的存在。方志與物質文化遺產同為歷史客觀材料,而熱鬧與冷清的對比,體現了香港社會的失範狀態。社會各方——香港政府、中央政府、香港各界和市民,在試圖解讀歷史和詮釋身分認同上都顯得無所適從。

市民是身分建構的主體

物質文化遺產見證歷史、地方志述而不論,公眾有機會通過物質文化遺產和對方志記載的解讀,去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或許因為看到身分建構的路徑存在,才有了官方高調的宣傳和資源投放。然而,身分建構的主體是民眾本身,市民解讀歷史材料和物質文化遺產必然基於當地傳統和觀念,這種傳統和觀念,往往有其久遠的歷史原因和根深柢固的影響。比如,在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成果展上,有一小朋友問其父親做考古的原因,這位父親的解釋是,做考古是因為要搞城市建設。考古為了完成城市建設,這就是香港發展為先的本地視角所詮釋出來的材料。可見,客觀材料的詮釋建構身分認同,必然是通過市民的本地視角來實現的。

共有歷史敘事下的不平衡

香港、內地的「共有歷史」雖然可以統一在同一敘事框架下,但是敘事中的彼此關係、知識信息可及性的不平等,也可能造成排斥和誤讀。從南越國宮署展覽說開去,廣州為漢朝南越國的核心地望(地理位置),而今日香港之地多為當時文化輻射的邊疆。可見,雖然統一於華南史的敘事框架之下,客觀物質文化所揭示的兩地地位不同,這種不平衡跳脫於香港市民所熟悉的當代香港國際大都市視角,可能會引發思考。一個國際大都市實為邊陲之地?這種在「共有歷史」材料中反思的能力,需要市民具備文化歷史「發現的眼睛」,即一定的文化遺產與歷史知識,比如明白什麼是考古學文化、越人是什麼人等等。

文化遺產是社會的,歷史是全民的,客觀了解文化遺產和歷史是市民的社會權利,參與文化遺產管治亦是市民的社會責任,反思構建自我身分認同是一種能動。狂飈突進和寂寂無聞都不是通往社會文化遺產及歷史良治的道路。歷史是客觀的,而對歷史的解讀要通過公眾的能動。由於並非所有市民都具備理解文化遺產、管治文化遺產的充分信息,因此,需要專業人士作為溝通者和闡釋者,專業組織作為中間界面,為市民和官方提供管治平台。

市民與政府共同管治:龍津橋的例子

香港九龍寨城旁龍津橋的保育展演,是一個由專家引導下,市民與政府共同管治、達成合理文化遺產保育的好例子。考古專家通過發掘和研究,重新詮釋了龍津橋的歷史意義,重現此200多米之碼頭在中國海關及軍事史上的重要作用,揭示此文化遺產體現《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清政府在飛地與英殖民者的軍事競賽,見證了中英政府在治轄與軍事的頑強對抗。專家基於考古結果得出的文化遺產新解讀,讓大眾產生反思:原來將龍津橋詮釋為無重要意義的民用碼頭,並不符合史實,而是殖民統治下的慣常政治鼓吹。政府在2010年至2011年進行兩階段的公眾參與諮詢,並將龍津橋保育放置在城市區域發展的層面協調,這是結構層面。市民在得到關於文化遺產的充分信息及對文化遺產歷史意義進行反思之後,在展示設計階段參與進來,最後形成的龍津橋碼頭活化展示方案,是符合保育原則的、市民眼中的香港歷史。

專業、溝通、良治

由此可見,專業引領下,市民、政府信息充分對稱,達成結構與能動的統一,是解決香港社會失範,通向良治的唯一路徑。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政策博士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