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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按「五四精神」善導青年?(文:劉銳紹) (09:00)

昨天是「五四運動」102周年紀念日,港澳也有紀念活動,也許官方希望對港澳青年多加引導,以免過去一段時間的摩擦重演。不過,如何善導青年是一個全面的問題,而不是單看官方的意圖和行動。概括回顧過去102年,相信大多數人不會否認,「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只推動了一半:科學明顯發展,但民主卻無進步;即使有進步,也許只是外面的包裝,而不是實質和內涵,更不是現代文明應有的要素。

我今天雖然已年近七十,但我也年輕過;多年來執教期間,仍努力與青年溝通,了解他們的心聲。到了今天,我仍跟不同的青年群體接觸,吸收他們的青春氣息、朝氣、衝勁、創意,在相長之下保持心境不老,互補長短,化作動力。久而久之,我對青年工作有3點思考,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教育問題。

(1)目標:要教育出怎樣的新一代?

官方經常從廣義上宣稱,青年是未來的社會棟樑,要發憤圖強,要有建設性,近年更強化(官方標準的)愛國要求。這些我都不一概反對,但在追求這些目標的同時,怎樣才能達至實質效果?我們到底要培育一批唯唯諾諾、因循苟且、「唯上是是」的青年,還是懂得獨立思考、能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青年?

中共過去也反對過培養因循苟且的人。毛澤東談青年工作時說:「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希望各地的黨組織,協同青年團組織,注意研究如何特別發揮青年的力量,不要將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點。」

陳雲也反對「唯上主義」,對青年更不是要求他們唯唯諾諾。在執政前,中共也反對過國民黨的教育政策,不接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當然,培養青年獨立思考的能力,不等於放任自流,更不是中共在1970年代鼓吹的「反潮流精神」;那是有破壞性的「無政府主義」甚至是「無規範主義」。中間就涉及一個「度」的問題,尺度、程度、力度……總而言之就是:如何善導?觀乎近年對待青年工作的態度,往往失衡和過度。容或一些青年有過激行為,需要懲處,但當局經常只側重一點,不及其餘,認為青年「離經叛道」,自己卻逐漸變得霸道。

(2)用什麼東西、內容善導青年?

中國的傳統教育概念認為,必須讓青年明辨是非,於是引用的內容都是正面的、積極的、強化心靈的;至於反面的、負面的、消極的內容,都不能在傳統教育中出現。這種思維擴而充之,對執政者不利的信息都不能存在,更不能讓青年耳濡目染。於是,官方經常開動各種「淨化工程」。

觀乎內地和香港的教育素材,很多官方過去肯定的內容,逐漸按照今天的政治需要而變。隱藏或扭曲官方的負面歷史,更是愈來愈普遍。其實,這樣只會大大削弱青年的認知能力、判斷力,以至對錯誤信息的免疫力;日後當他們懂得尋求全面的真相,接觸到另一種說法的時候,往往有恍然大悟的變化,跟着就不相信官方的版本,連準確的內容也不相信。這是一種自然的反彈規律,而這又是官方自己製造出來的。

所以,我經常引用香港《文匯報》前社長李子誦先生的16字真言——「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讓青年掌握全面的、正反兩面的、「光榮的或丟臉的」,都可以仔細、客觀分析。這反而可以為青年增強辨析能力,即使面對外來的宣傳戰、信息戰,也不會陷於盲目之中。

(3)用什麼方法教育和善導青年?

在中國的傳統教育意識中,經常擔心青年思想不成熟,容易天馬行空,「游思無根」,甚至出現奇怪的想法,所以慣了用單向的灌輸方法,把官方認為正確的信息,像打樁機一般打進青年的腦袋裏。殊不知,這不僅局限了青年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會引起他們的「內部異化」。

所謂「內部異化」,即是青年心裏出現各種疑問,但不會直接提出來,也不會外露,因為他們提出的疑問往往被視為「錯」,變成「被矯正」的對象。他們只會在心內存疑,主動的或會自行尋求答案,被動的則會慢慢把存疑當作真實,這樣就更會南轅北轍了。

所以,務實的教育工作者往往用雙向交流的方法,讓青年敞開心扉說話,雙方由討論到辯論,甚至激辯。我曾在課堂裏嘗試以下「互換角色」的辯論方法:班裏有分別來自香港、澳門、內地和台灣的學生,我讓他們易位而處,香港學生扮演內地學生,內地學生扮演台灣學生,台灣學生扮演澳門學生,澳門學生扮演香港學生,餘此類推,經常互換,讓大家從另外三方的角度討論問題,而且在討論前要站在自己代表的一方,蒐集資料,準備發言內容;即使自己平時不相信這些觀點,但也要蒐集、閱讀、思考。

跟着,辯論分3個部分進行:一是互換角色發言、辯論;二是還原本身的角色發言;三是說出心得,例如蒐集、分析和思考資料的過程中的領悟,聽了另外三地同學發言之後的想法。他們都感到,原來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從而拉近距離和提高認知水平。

其實這種互換角色的方式來自「小聯合國」的概念。中國的中小學也經常參與國內外「小聯合國」活動,中小學生分別扮演其他國家代表,互相交流,效果就是讓他們擴大視野。

後來,我還發覺讓學生了解負面的國情,有時反而可以激發他們承擔責任。只要不是嚇唬和壓迫他們接受,一般也可以引發建設性的民族感情,而不是狹隘的盲目仇外。我當年就是在了解國家困局和弊病叢生的負面國情之後,才不斷了解國情,尋求解決方法的。

所以,對青年的最好教材,是國家和政府行為。如果是好的、對的,不用教他們也會愛國愛港;如果逆民情而行,無論鋪天蓋地的宣傳和教育,效果只會歸零。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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