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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 定義社會事件(文:陳智傑) (09:00)

2019年,將會是香港故事的歷史拐點:社會運動徹底改寫了政治生態和京港關係;及後出現的世紀肺炎亦使大家的生活出現各式各樣的「新常態」。

一連串的社會事件,雖然尚未成為歷史定案,但肯定會是香港社會的集體回憶,成為不同世代的成長烙印。

集體回憶與公共論述「互為因果」

歷史發展是動態的:當出現出乎社會常規的現象和爭議,我們便會視此為社會事件。社會事件若是規模大、影響力強,則會在人們心中留下烙印,成為集體回憶,代代相傳。集體回憶倘若沉積成為一種帶有道德批判的公共論述,則會反過來定義、或重新定義相關的社會事件。在形成集體回憶的過程中,國家力量、公民社會,以至是家庭、教育、傳媒等社會制度,都會影響集體回憶的道德立場或歷史敘事。故此,不同社會力量如何影響集體回憶的形成過程,會促成人們如何定義社會事件。

集體回憶的形成,箇中當然有國家力量和官方論述。官方教育系統和文宣,往往定義一些重要的社會事件;而官方的資料和立場,亦會成為重要的新聞素材,成為公共論述的一部分。然而,官方力量亦可以反過來,刻意淡化某一段的歷史或某些社會事件,讓它們於教學課程中變得毫不起眼,又或者減少提供相關的新聞素材和官方論述。官方於社會事件的集體回憶形成過程中「保持低調」,或可使相關的集體回憶於公眾變得面目模糊,但亦有機會讓其他形成集體回憶的「持份者」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弱冠」之年經歷 往往成為世代集體回憶

個人成長、家庭、教育和傳媒資訊都會影響社會集體回憶形成。首先,研究世代差異的學者便曾經提出,人們於「弱冠」之年所經歷的社會事件,往往便會成為該世代的集體回憶,因為人由少年轉型至成年的時期,正處於形成人生觀和價值觀的重要階段。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生活和性格,但青少年時期的深刻烙印,往往會打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例如,在二戰後出生的香港嬰兒潮,其青年時普遍艱苦的生活環境,往往會形成節儉和努力儲蓄的習慣;在青年時見證香港社會經濟起飛的一代,則可能普遍認同「獅子山精神」——只要努力,相信自己,行行出狀元。當然,倘若於年輕時期便看見同學「贏在起跑線」,房價與自己收入不相稱,耳聞「官二代」、「富二代」、「窮人不應有小孩」的故事,則可能留下社會不公、官商勾結等階級烙印。

官方難完全操控老師教學

家庭和教育亦是集體回憶的重要生產基地。不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家庭一般來說各有各故事,未必能產生一致的集體回憶。教育雖然是官方論述的重要基地,但老師在教室的教學,則從來不會被教案及課程大綱完全主導。不少研究香港集體回憶的學術文章指出,相對於教科書和教案,老師的情緒、個人感受,以及與學生的互動,往往是學生認識歷史和社會事件的重要記憶。官方可以行使公權力制定課程大綱、審查教案和教科書,但卻難以完全操控每一位老師的情緒和個人意志。故此,教育系統雖然是集體回憶的重要生產基地,但亦往往難以產生統一的集體回憶。

周年紀念 可讓社會定時討論

除了成長、家庭與教育的個人經驗外,傳媒資訊及公民社會組織,都會形成公共輿論、影響集體回憶。

傳媒機構的新聞素材,往往受其消息來源影響。除了官方資料和消息外,傳媒機構在組織一些「大事回顧」或「周年紀念報道」的特輯時,往往會選取「見證人」或社會事件的片段,重組故事,又或力圖把紀念事件跟當下的社會形勢拉上關係,以增加新聞元素。當然,如今的觀眾也未必會把這些「大事回顧」或「周年紀念報道」照單全收。

此外,公民社會組織的一些社會動員,例如周年大遊行和紀念集會,雖然行禮如儀,但亦能讓社會定時討論及回憶相關的社會事件。而且,周年紀念的社會集體動員,一年一次,既可讓新聞界及社會輿論產生紀念效果,亦避免支持者和群眾產生「運動疲勞」—— 一年才相遇一會,毋須市民放下工作生活投入運動,更容易讓人加入。

集體回憶拉鋸戰慢慢展開

集體回憶的形成,在各持份者的拉鋸下,少不免會出現選取內容、放大部分片段、加入道德價值判斷。過往有研究發現,親歷歷史事件的成年人,其道德立場或會較為複雜,往往念及當年種種不同的「大局」;但「跨代」認識歷史事件的年輕人,其道德判斷往往會直接得多。如今,香港所有人都親歷了自2019年起的社會劇變。不同世代和政治光譜的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各社會事件的集體回憶拉鋸戰,亦慢慢地展開。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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