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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出行」為何困難?(文:郭樺、黃子為、鄭宏泰) (09:00)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就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發表意見,言語中對「安心出行」在市民中的接受度和使用狀况似有不滿,而且表明政府已經考慮過香港在經歷10多個月動盪後的社會形勢,所以該應用程式不具有監控和防疫跟蹤功能云云。言下之意是,擔憂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因素,阻礙開展抗疫工作,特別是採用科技手段尋找密切接觸者。

根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今年3月因應「安心出行」應用情况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使用過「安心出行」的受訪市民接近五成(47.5%),與創新及科技局長薛永恒透露截至今年4月11日全港已有377萬人下載的數據脗合。此比例相比一些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情况並不算太落後,而按照特區政府的說法,該應用程式的下載量也一直在增加,預期隨着增加更多場所開放,該應用程式的使用狀况會更好一些。

毋庸諱言,市民對政府信任薄弱,阻礙了今次整場抗疫戰,與2003年對抗「沙士」疫情的上下一心相比最為明顯,因此無論對關口管理、自願檢測、封區等種種抗疫政策都有爭議,「安心出行」措施亦如此。正因對政府信任低沉,哪怕「安心出行」這種讓市民只是「行多一步,嘟一嘟」的舉手之勞應用程式,亦變得落實不易。

陰謀論和「強調個人自由至上」

調查發現,不使用「安心出行」的受訪者中,最多人提到的兩個原因是「擔心個人私隱外泄」和「不信任政府」。儘管政府已經明確表示「安心出行」記錄的個人信息不會備存在任何政府或其他系統,並會於一段時間後自動刪除,但仍然有47.9%受訪市民認為政府可能會將「安心出行」記錄的個人信息用於同防疫無關的方面。與此同時,也有超過四成(41.9%)受訪市民認為,要求使用「安心出行」剝奪了市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此兩種觀點,前者是一種陰謀論的視角,後者則從個人自由出發,在香港這樣先進且有很高教育水平的城市,如此高比例的市民懷疑和抗拒政府採用科技手段協助抗疫,令人訝異。

一般而言,陰謀論和強調個人自由至上,往往是落後社群對待新生事物的認知方式,這顯然與香港作為先進城市的地位不相符合。作為認知形態,陰謀論和個人自由至上,在香港多元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存在自由表達的空間;但需要注意,這些意識形態,並不能放大或轉化為行為上一定抵制和否認政府抗疫措施所可能帶給社會整體的正面效益。

有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即使認為在個人自由受限的狀况下,仍然願意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採取合作的態度,例如在回應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幫助減低病毒擴散」。同樣地,反對陰謀論視角和個人自由至上的市民,也不必然使用「安心出行」,因為個人行為還受到個體因素和更多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不用智能手機或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如部分交通工具、部分寫字樓)毋須使用等。

四分之一「質疑者」用過「安心出行」

中大亞太所的調查發現,在認同陰謀論的受訪者中,曾經使用過「安心出行」的比例為25.4%,而強調個人自由的受訪者曾經用過的比例也有22.9%,也就是說,在認同陰謀論和強調個人自由的受訪者中,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受訪者用過「安心出行」。這說明即使有接近一半的受訪者對「安心出行」持懷疑態度,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在疫情面前,還是表現出對社會整體利益的尊重和合作(見圖)。

政府不應將困難簡化為意識形態之爭

回應特首的看法,社會意見多元可能增加了抗疫的雜音,但也要相信香港市民在面對個人自由和社會利益方面的取捨能力,雖然有相當部分市民不信任政府,但他們當中也有不少作出配合,而使用了「安心出行」。要更好地鼓勵這些尊重社會整體利益的合作行為,就不應將抗疫過程中的困難簡化為意識形態之爭。針鋒相對只會加深意識形態之爭,贏回政府的信任要靠更有力的說服方式。

中大亞太所的調查還發現,超過一半(55.5%)受訪市民認為「安心出行」對控制疫情沒有幫助。政府可否透過更多數據向市民展示,使用「安心出行」相對傳統流行病學追蹤調查,能更有效控制疫情擴散與傳播呢?

要恢復社會信任 非單靠一方之力

「安心出行」為何困難?社會信任薄弱無疑乃關鍵所在。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信任社會》(La société de confiance)一書中提出了重要觀點:肉眼不能見的社會信任,其實是歐洲走向現代化、獲得突出發展的重中之重,其作用比資本、勞動及自然資源還要吃重,社會信任高,不但經濟能發展,人與人相處亦充滿喜悅和諧,反之則不然。

放在香港當前的最大挑戰,除了抗疫,還有如何恢復社會信任,兩者其實都非單靠一人一方之力能有成效,值得大家深思。

作者郭樺、黃子為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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