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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言行自綁 浪跡鴕鳥天地──從趙婷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談起(文:劉銳紹) (09:00)

華裔導演趙婷獲得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成為首名獲得該獎的華人女導演,中國人與有榮焉。但看見中國官方的反應,又令人啼笑皆非。想到趙婷獲獎作品《浪跡天地》(Nomadland)之名,真令人感到官方的言行實在作繭自綁,浪跡鴕鳥天地;這電影在內地的名字叫《無依之地》,正反映官方的思維空虛,已到「無可依靠之地」,或者「毫無EQ之地」。

趙婷獲獎之後,用中文說出《三字經》裏的「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她小時候爸爸教她的,她至今仍相信這句話。跟着,有網民就承接朗讀下去:「……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從而引起更多思考和聯想:現實中是否仍然「性本善」?誰人失去了這個「人之初」?……

(1)思維束縛令官方行為作繭自綁

在揭曉和頒獎之前,內地已禁止直播和要求低調報道(香港也無直播),並下令低調處理相關消息和評論。這與來自台灣的李安2006年成為首位華人奧斯卡獎最佳導演相比,可謂反應迥異。內地流傳官方擔心的理由有二:得獎者發言時可能出現傷害或揶揄中國的言論(例如疫情,以及新疆、台灣、香港問題等);記錄香港「反修例」的短片《不割席》(Do Not Split;挪威導演漢默(Anders Hammer)執導)獲獎呼聲高,可能引起中國尷尬。業內人士稱,這是官方「通過多種渠道摸底得來的消息」,所以早作預防。

結果,《不割席》沒有獲獎,頒獎禮上也沒有太多傷害中國的言論(據報道只有最佳紀錄短片Colette導演吉亞基諾(Anthony Giacchino)「香港示威者不會被忘記」一語)。到了這刻,「摸底的消息是否準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中國的行為已把人們的視線引到另外兩個問題之上:一、這本來是中國可以引以為榮的機會,但在思想官員的狹隘思維下悄然消失;二、更嚴重的是,這反映了中國官方的心魔,寧左勿右,自我封閉和蒙騙,胡亂地把政治上的杞人憂天帶到文化領域中去。這與高行健當年成為諾貝爾文學獎首名華人作家得主時的反應類似,都是典型的「浪跡鴕鳥天地」!

(2)怨恨、狐疑、狹隘導致前後自相矛盾

趙婷的《浪跡天地》早前已贏得第78屆金球獎戲劇組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獎,她成為該導演獎的首位華人女性得主。此外,她也是第74屆英國電影學院獎的最佳導演和第26屆影評人選擇大獎的最佳導演。中國官媒也稱她是「中國的驕傲」、「華人導演之光」、「華人之光」。

可是,早前有網民找到2013年她接受紐約傳媒訪問的內容:「當我年輕時在中國生活,到處都是謊言。你會覺得自己永遠都不能逃離。我有很多青少年時期收到的資訊都不是真實的。」趙婷一下子又變了「辱華導演」,官方馬上變臉,內地院線原定4月23日上映的《浪跡天地》(《無依之地》),即時銷聲匿迹於天地之間。

最新動態是,《環球時報》前日有文章建議趙婷在中美對抗加劇之時,發揮社會調解的紐帶作用。但無論如何,這種取態反映了官方的功利主義,可以為自己宣傳和貼金則盡量利用,稍有「前非」即馬上打壓和割席。且看,那是2013年的話,難道不容許趙婷今天已不是這樣想嗎?為什麼窮追猛打?這不是記仇記恨和鬥爭潛意識的反映嗎?這又令人想到1970年代中國怎樣對待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他來華拍紀錄片,中國因內部的權力鬥爭,把文化差異上升到政治問題,對他進行全國性的大批判。1980年代,中國文化部向他致歉。看起來,這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但左的思維依然故我,能不悲哉?

(3)到底是官方放鬼,還是被鬼綁架?

上述現象令人想到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背後有3種可能:一、網民出於義憤,群起清算趙婷,官方才順應民情作出反應——這在某程度上反映「民意」駕馭(甚或綁架)官方意圖;二、官方發覺初時「肯定趙婷」可能有問題,馬上轉軚,借助民間輿論修正姿態——這是確保政治正確的手法;三、官方平時已在有意無意之間培植大批「小粉紅」、「五毛黨」等「民間聲音」,至少讓他們任意找尋攻擊對象;久而久之,他們與官方的思維已同出一轍,「自動波入線,上位」——此乃「誰是主,誰是次」的問題,或者「誰是大鬼,誰是小鬼」的問題了。

如今,關鍵已不在這些問題上,而是在於:造了鬼、放了鬼之後,能不能控制鬼或收鬼?在中國政治上,經常出現權貴利用「鬼」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文革期間毛澤東的權術和「幻術」,就是典型。試想,假如今天仍要借助或依靠這種「造鬼」和「放鬼」之術,作為一種治國方法的話,將有什麼效果呢?可以預見,最大的後果就是自傷──被放出來的「鬼」打亂陣腳和咬傷!

(4)土壤問題決定果實質量

上述問題又帶出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就是:怎樣的土壤產生怎樣的果實?上面提到的文化人如高行健,為什麼是華人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趙婷的國籍,外界有不同說法)?他們都有華裔的血緣和優秀本質,但為什麼都是到了外國才能得到國際的公認?當然,中國也有莫言、屠呦呦等得獎者,還有一些在其他國際評審中得到獎項的中國人。

我不會隨便作出結論,但至少可以看到,中國和華人在自然科學的國際成就比較容易體現,例如楊振寧、李政道,台灣的李遠哲,在美國出生的丁肇中、朱棣文,香港的高錕、崔琦等。他們都是在中外基礎結合之下創出成績的。不過,在社會和人文科學上,則較難體現中國人或華人對世界的貢獻了;即使有,多是在被打壓之下出現的,例如達賴喇嘛和劉曉波。這些都是可悲的產品!

這不單是土壤的問題,而且是官方希望培養哪種土壤的問題。從這角度看,前者只是果,後者才是因。傷人自傷有定律,前因後果各循環。慎之!戒之!勉之!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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