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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警鐘齊鳴——回看反修例採訪戰場(文:陳韜文) (09:00)

《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是剛由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的新書,作者共有42名新聞工作者,分別來自不同的機構、層級和工作背景。總體而言,該書內容豐富,觀點明晰,主題吸引,是了解香港傳媒、輿論與政治的不可多得的編著。該書雖是文集,但主題集中,均是與反修例事件的新聞傳播問題有關,而且故事性強,有時讀來像是一本非虛構(non-fiction)作品,不失知識性及趣味性。

戰場的比喻

戰地新聞採訪令人想起的是槍林彈雨下的危機四伏。雖然反修例期間香港的採訪環境跟真正的戰場在規模、熾熱程度和風險上難以直接比較,但是當中所牽涉的暴力、風險和不可預測性確有不少,更是港人所未曾有過的經歷,編者以「戰場」來比喻反修例風暴的採訪情景,實不為過。

反修例運動開始時是和平的,記者毋須任何自衛裝備就可進出各種示威抗議場合。隨着警察和示威者所用武力上升,記者的防衛設備也跟着演化提高。到了後來,無論有否防衛設備,記者都無法逃過被「白衣人」追打、被催淚彈襲擊、被水炮車噴射、誤中子彈,或被燃燒彈波及的命運。報道過中大二號橋一役的關子澄事後寫道:「時至今天,每次翻看當日拍攝的短片,聽見自己隔着防毒面罩那急促的呼吸聲,現場的狂嘯聲和槍林彈雨,猶有餘悸。」不過,這些風險困阻好像並沒有嚇怕新聞工作者,書中多處提及記者們勇於出外採訪,連放假者有時也會「請命」參與工作,想得更多是「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自勉詞句。老實說,香港記者或有不足之處,但是他們敬業拼搏的形象,仍然深入民心。

從來龍去脈到大事採訪

書的涵蓋範圍頗廣。它開首所提供的是反修例事件的來龍去脈。資深傳媒人麥燕庭所探討的是風波的「前世、今生、來世」,問及風波是否歷史必然的問題。不少重大事件過後,當影響已成為社會現實,人們往往傾向看到歷史的必然。但是回到事件發展的過程動態中,我們反而更容易察覺到歷史偶然因素的作用。回頭看,如果香港沒有遇上陳同佳這個頗為「奇特」的案子,或是沒有碰到這樣「執迷不悟」的特首,原來區區一件小事何以最終演變為扭轉香港命運的重大事故?箇中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是如何互動的?這些都是引人遐想的問題。

書的一個主要部分是多場重要採訪的紀錄及回想。反修例事件中的重大事故包括多次超大型和平遊行示威、衝擊立法會、黃大仙街坊「保衛戰」、7.21事件、8.31事件、荃灣開槍事件、中大二號橋之戰、圍攻理大等,作者們均有分章談及,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事件的發展和傳媒的運作。

例如,「立場新聞」記者陳朗昇報道立法會衝擊時,他觀察到當林卓廷等諸位議員無法勸阻時,衝擊者向毛孟靜哀求讓他們「試下啦」,顯示出他們並不清楚自覺衝入去的目的,只不過是無計可施之際試試「做啲嘢」而已,足見他們的徬徨與衝動。又例如,時任無綫新聞首席記者張家灝懷疑有警察喬裝示威者,除了直接質詢他們是否警察外,還透過查車牌證實他們確實是政府中人,最後才得以成為晚間新聞。如果沒有記者多重求證,警察喬裝的消息能否在保守的無綫新聞播出,不免令人懷疑。

以報道真相為職志

《反修例風暴採訪戰場》的另一個重點是新聞反思。反思的範圍包括直播問題、自我審查問題、傳媒角色問題、倫理兩難問題、中港輿論傳播問題、香港新聞國際化問題等。這些反思都是有根據的,可以說是經驗的沉澱,有其參考價值。

自我審查一向是香港新聞界的一個困擾,隨着社會意見兩極分化和對立衝突加劇,傳媒自我審查、立場歸邊的情况更形嚴重。資深傳媒人夏咏南訪問多位新聞工作者,發覺有些報章一直淡化處理反修例運動的消息,並制定新聞人與事的「黑名單」,表明不能大做黃色經濟圈、不可以批評中國共產黨、避免報道黃之鋒的「眾志」等。除了內容禁忌,用字也有所限制,「和理非」不能在標題出現,不能稱示威者為「市民」、要叫「暴徒」或者「示威者」,不許說港鐵「封站」,只能說「關閉」。以上種種措施使前線記者覺得報社已失去新聞原則,自我審查已不足說明情况,根本就是在「執行」特定「政治任務」。

直播是反修例事件中最引人注意的傳播方式,因為參與直播的傳媒眾多、時間長、空間跨度大、機動,不是電視過往定點定時的直播可以同日而語。直播引伸出來一個大問題是倫理兩難問題,也是傳媒角色的問題。傳媒報道暴力抗爭時,應否隱去示威者的身分,還是應該讓示威者自己背負自我保護的責任?當理大抗爭者徒手游繩逃走時,傳媒應否冒暴露他們行蹤之險而直播?有不少示威者希望傳媒站在他們方面,有節制地報道,不要陷他們於可能被控告的險境。

經過多番掙扎、思量,《蘋果日報》總新聞主任李家聰認為,他們直播的首要目的是呈現真相,為歷史留下紀錄,至於是非得失,則留給社會判定。他知道無法滿足讀者、抗爭者各方的期待,但求報道過程中「不要傷害到人」。「立場新聞」是反修例事件中迅速冒起的網絡傳媒,也是直播新聞的佼佼者。它的總編鍾沛權也認為,他的前線同事的首要身分是「記者、旁觀者、記錄者」,不是抗爭者的「自己人」,也不是「手足」。

綜觀鍾沛權及多位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傳媒角色的總結,他們的觀念頗為相近,就是要成為「真相報道者」、「歷史記錄者」。他們明言他們並不迷信傳媒的中立性,知道新聞難免有其價值取向,也不隱藏自己的價值觀,但不會妥協事實、不會扭曲、不會斷章取義、不會「老屈」建制派。總而言之,他們認定他們的工作是以報道真相為職志的專業。

當談到如何面對後國安法年代新聞自由受到約制的時候,鍾沛權認為紅線確實存在,但做新聞就是「要面對真相,就是要將真相報道、呈現和探討」。具體談及「立場」會否像前身「主場」被「執笠」時,他說當年終結「主場」是遭一個「強力部門」打壓的結果,由於新聞底線上不妥協,所以仍然處於高危,他們唯有堅持做自己的「專業」,行得多遠算多遠。如今香港新聞自由警鐘齊鳴,以上是新聞工作者反修例採訪深刻的體會,又是他們對新聞工作底線的認定,現在聽來使人更覺錚錚有聲。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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