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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變,經濟怎辦? 保住香港制度優勢(文:陳景祥) (09:00)

政治大變之後,經濟不可能原封不動。「完善選舉制度」表面上是針對選舉,實則是重新佈局、再劃政治版圖;中央一手收回所有權力,另一手安排「愛國者」進入各級機構,確保特區政府完全置於中央的掌控之中。完成選舉制度的改造之後,香港下一步應該如何發展?

應休養生息 非搞階級鬥爭

按官方說法,政制由愛國者主導,清除了「壞分子」、使其出局之後,香港就可以聚焦經濟民生,各方面都可以有更好發展!未來的藍圖會怎樣,我們仍然未見頭緒,但分析界和「知情人士」說得最多的,卻不是經濟民生的發展大計,而是「打地主」、扭轉貧富懸殊、改善社會不平等。

完善選舉制度是一場「大手術」,被整治的泛民議員都有大批支持者(特別是上周五因8.18維園集會而被判刑的幾位前立法會議員),新制度把他們全數踢出局,部分更要鋃鐺入獄,社會上不可能沒有反彈。

政府準備立例禁止在選舉時煽惑投白票,其實政府擔心的,是反對派以呼籲投白票去抵制選舉,令政府尷尬。但不投白票也可以罷投,杯葛選舉,令選舉冷冷清清、投票率偏低!以目前的政治氣氛,政府為了堵塞所有「漏洞」,極可能在下一步研究立法強制投票。

政治大震盪之後,「正常」做法應該是休養生息,令社會回復平靜,如果捨此而不為,卻大搞階級鬥爭、以強硬手段收地、打擊「無良商人」,令原來支持中央的建制派忠誠分子也人心惶惶,試問社會怎能穩定和諧,經濟又怎能發展?

國際金融中心 不能自己說了算

經過回歸之後的反覆折騰,特別是近幾年西方國家全方位施壓,以制裁及各種禁制措施打擊內地和香港的經濟,我們的優勢已所剩無幾。

跟內地不同,香港沒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和完整的產業鏈,受列強圍堵時仍可以內循環抵消外部壓力;香港強項主要在制度優勢、國際聯繫,必須與全球互通、有來有往,方可以發揮香港最大的功能。

金融業向來是香港的支柱產業。港交所前行政總裁李小加曾在網誌刊出文章〈關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些淺見〉(2020年6月5日),以自問自答方式解說為何香港可保得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問」,是「全國人大有關港區國安立法的決定會不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李小加的答案自然是「否定」,原因有三:一是「國安法是針對特殊問題且適用範圍清晰及有限的特殊立法」;二是「『一國兩制』符合中國發展的根本利益」;三是「國安法的推出完全不改變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功能與作用」。

上面3點,第一和第二點都是「政治正確」的標準答案,毋須深究;關鍵在第三點——說得沒錯,《國安法》並沒有改變香港金融市場的功能與作用,但國安法出台之後美國和歐盟處處針對香港,在它們眼中,香港已非高度自治、金融中心亦已生質變,跟以前不一樣。現在暫時一切如常,但西方的制裁及各種限制將陸續有來,香港金融市場現狀能保住多久,相信連北京也說不準!

國際金融中心既有「國際」之名,自然要得到「國際認可」,不能香港自己說了算,自己反覆強調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受影響,只是自說自話,如果美國和歐洲國家不認可、不買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無法維持下去,而事態會如何演變,都不是香港可以決定的。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並非取決於美國,但如果美國不斷以敵意針對的手法打擊,香港能否應付得來?香港背靠祖國,但金融業發展必須接通全球,香港對內地金融業最大貢獻,也在接通國家與歐美市場,為內地輸送資金;如果不走國際路線而加入內地的金融業內循環,香港的優勢未必勝得過上海,甚至會輸給深圳。

應對西方打擊 要研究長遠去美元化

西方不懷好意,先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誇言「經美國制裁後,香港金融中心會走向地獄」;後有英國外交部在今年2月發表的營商指引,提及「港版國安法」削弱了香港基本人權和自由,而在講述有關香港經濟的部分,則刪去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的描述,改稱香港為「高競爭力的國際商業樞紐」(highly competitive global business hub);如此表述背後有什麼玄機不得而知,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香港和內地都至為關鍵,則是西方國家共識,要壓制中國,不可能長期「放生」香港!

要打擊內地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肯定是首要打擊目標!香港應對之道,不應是自我安慰、自我感覺良好,而是要研究對策,首要課題應是長遠如何去美元化、探索聯繫匯率之外穩定港元的方案。

香港另一優勢是法治和法律服務,利用這一優勢,特區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然而去年7月,彭博的報道指香港已被新加坡取代,後者成為更多公司尋求仲裁服務的地方,原因是香港出台國安法之後,有迹象顯示北京正加強控制本地金融樞紐,削弱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制的信心。

保持制度優勢 法治須國際認同

報道訪問了一些仲裁律師,他們透露,企業更多選擇以新加坡、巴黎和倫敦作為仲裁地點,原因是法律界認為港區國安法出台令他們質疑香港仲裁的獨立性(註)。是耶非耶?到底是短時間的影響,還是香港長遠已失優勢?這要由時間提供答案,但事實告訴我們,香港的制度優勢如法治和法律制度是軟實力,要長久積累、得到國際社會認同和支持;建立法治的聲譽需時甚久,但要破壞卻可在瞬息之間。早前有議員高呼司法改革、質疑為何要聘英國資深法官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在他們眼中,香港法治的公信力是否只需自我認可,而毋須國際社會認同?

中央為香港的定位是金融中心、科創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這些都需要香港連接國際尤其西方國家,發揮香港的制度優勢,為內地的內循環及外循環擔當橋樑角色。整頓政治體制之後,如何保持香港的制度優勢、發揮我們的軟實力,是未來發展的首要工作,也是維持香港長遠競爭力的正道。

註:見Hong Kong Rule of Law Fears Drive Arbitration Cases to Singapore,Bloomberg,2020年7月23日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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