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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同時期疫症看傳媒的角色(文:蘇鑰機、戴熾賢) (09:00)

香港現正經歷新冠肺炎疫症,大家苦撐了一年多,疫情漸緩但未見盡頭。其實香港百多年來曾經發生多次疫症,對抗之道除了靠醫護人員努力和市民配合,原來新聞界也有角色。本文回顧歷次疫症及傳媒發揮的功能,並指出資訊流通的重要性。此文資料來自香港新聞博覽館最新推出的「香港戰疫」專題。

報道疫况 配合政府發布消息

香港開埠初期,天花、鼠疫及肺結核等疾病肆虐,導致數以萬計人死亡。1894年,鼠疫在港島太平山街一帶蔓延,當局出動軍人抗疫,並將患者隔離,當年報章報道疫症情况,並刊登每天新增患者數字。1850至1940年間,每隔約10年便有天花爆發,1960年代政府推動預防天花運動,報章配合發布消息,大規模注射疫苗後天花逐漸消退。

1918至1920年出現「西班牙流感」,是歷史上最嚴重的流感大流行,全球約三分之一人口、約5億人受感染。各國之後紛紛成立衛生部門負責防疫工作,而戴口罩預防感染也在這次疫情時廣泛使用。香港在1939年成立醫務衛生署。

1937年,香港爆發霍亂,造成約1000人死亡。1950至1960年代,大量難民湧港,霍亂疫症再度爆發,港府為此加強清潔街道,又呼籲民眾打預防針。霍亂疫情之後逐漸受控,當年報章的新聞標題突出防疫重要性,呼籲市民打針。

到了1951至1969年出現肺結核,當年報章以「可怖」形容肺結核疫情,之後本港初生嬰兒均需接種「卡介苗」防疫。香港在1960年代爆發麻疹疫情,之後麻疹被納入「兒童免疫接種計劃」。此外白喉個案於1950年代後期達到高峰,超過2000宗。隨着1956年引入大規模疫苗接種,白喉疫症逐漸消退。

1968年,H2N2病毒變種成新型流感在香港蔓延,稱為「香港流感」,香港有數十萬人染病,疫情並迅速向各地擴散。

追蹤疾病源頭 拆解傳播途徑

1990年代,多份報章開始有專注醫療新聞的版面。

在1997年,香港是全球最先發現有人感染H5N1禽流感病毒的地區。12月港府決定大規模銷毁雞,當時傳媒除大篇幅報道外,也深入採訪傳染病學專家,了解病毒源頭。

2003年沙士由最初不明疾病來源,至出現社區爆發。而隨着疫情擴散,加上來自社會的壓力,政府開始每天召開記者會交代疫情發展,後來更公布疫廈名單,令居民提高防疫意識。不少報章及雜誌追蹤疾病源頭,又以各種形式,包括圖表、採訪專家等,拆解病毒在樓層的傳播途徑。

2009年,H1N1豬流感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汲取沙士經驗,傳媒在疫症傳入香港前已大篇幅報道,衛生部門也高度戒備。2009年5月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灣仔維景酒店要臨時封鎖,全部住客及職員隔離觀察7天。

傳媒在2019年底率先報道內地出現不明肺炎個案,令市民能及早預防。而政府為增加透明度,在一段時間內,當天若有確診個案,就會舉行記者會,通報病例情况及提出防疫建議。

資訊流通 是抗疫不可或缺一環

疫情報道究竟有多重要?在籌備「香港戰疫」專題時,工作人員曾訪問了幾位醫療專家,他們一致認為資訊流通是抗疫不可或缺的一環。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表示:「如果你一早遏止疫情消息,以致市民沒有防備,疫情就會大爆發。遏制傳媒資訊流通是極愚蠢的做法。所有以往的經驗全部證明一件事:如果傳媒愈早知道愈好。」

新聞界除了報道最新疫情和相關消息外,還肩負其他功能。首先是澄清局勢,用真實消息抗衡流言,以安定人心。中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曾說:「無論是報紙、社交媒體散發出來的資訊,若是流言或偽造的資訊,可以引致恐慌。相反你若這些不說,那些又不說,也會製造恐慌。」

其次是監察政府和相關團體的工作,看它們是否適時和合理。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談到專家顧問的角色時說:「我們提供意見外,之後會做監察角色,有時是透過傳媒,政府聽到後會修正。」例如當年沙士初期,政府資訊發放不透明,受到傳媒和市民批評,政府被迫改變做法。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指出:「總結沙士的經驗,信息的透明度是重要的。」

此外,新聞界也提供一些平台供大眾議論,一起分析疫情,評估適當的應對之道。當然傳媒的教育功能也很重要,它協助呼籲市民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及接種疫苗。

傳媒機構的危機處理安排

以前疫症爆發時,本港大部分傳媒對採訪大型傳染病的經驗相當有限,傳媒主要根據政府發出的公告作為報道內容,較少追蹤患者消息或臨場採訪,所以記者不存在感染風險的問題。

直至1997年禽流感,本港傳媒開始直擊採訪疾病現場,但防疫意識不高。至2003年2月,九龍京華酒店及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先後有多人感染沙士時,本港不少傳媒都迅速派員採訪,而採訪時需要穿戴什麼防護裝備則是缺乏經驗,幸好在過程中沒有發生嚴重感染事故。

當年3月,由於沙士疫情愈加嚴峻,部分傳媒機構開始實施危機處理安排。仿效醫院的做法,當中讓同事分成「非疫症組」(clean team)及「疫症組」(dirty team),「疫症組」主力做報道疫情工作,包括採訪醫院及患者,他們通常在工作後不會返回公司,而直接返回住所,以免一旦受感染後影響公司內其他同事。而「非疫症組」組員則完全不介入外面的採訪工作,只從事改稿及編輯,也不會直接接觸「疫症組」組員,以免造成相互感染。

當年部分規模較大的傳媒機構,更將在室內工作的員工也分為兩組,在不同樓層或地方工作,認為即使有人染病,也可減少公司受影響的風險。

新聞博覽館的「香港戰疫」專題現時免費展出。除了展示不同新聞機構的報道外,還包括記者的回憶、醫療專家的看法、疫情時間軸和實物展示。其他資訊還包括世衛組織對傳染病命名的準則、香港公共衛生部門發展、香港傳統抗疫風俗及儀式(例如沙田拜車公、大坑舞火龍、長洲太平清醮)等。

此外專題展示了一些「冷知識」,例如「西班牙流感」原來並非源自西班牙。但由於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受疫情影響的參戰國家為了避免影響士氣,都嚴禁媒體報道疫情。而保持中立的西班牙沒有實施戰時審查制度,所以媒體可以自由報道。其他國家民眾只能從西班牙報章得悉疫情消息,因此認為疫情最早在西班牙爆發,故稱「西班牙流感」,而真實的源頭不明。

其他「冷知識」還包括:沙士期間搶購板藍根抗疫是否有科學根據?為何眾多病毒都源自蝙蝠?答案可在展覽中找到。

作者蘇鑰機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戴熾賢是從事電視新聞工作近30年的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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